农业银行改革：为何不能从农村金融脱身

　　胡斯然

　　农行改革：为何不能从农村金融脱身？

　　半个月来，围绕着改革方案的设计，一向沉寂的中国农业银行突然频抛重磅，风头甚至盖过在香港IPO的中国银行。

　　有人建言将农行按省分拆，撤销总行，也有人认为“总行只保留信用卡中心、清算等职能部门，另外设立投资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参股农行”。而农行总行在外界纷纷猜测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对以上方案全部否认，认为“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改革路径更符合农行实际。

　　但农行总行更倾向遵循之前的建、中、工行的改革路径，可能只是一厢情愿。据曾参加央行关于

工行股改小范围通报会的金融学家钟伟透露，如果整体改制，仅农行财务重组就需注资600亿至7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是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注资规模。可以想象，这么庞大的资金，不仅国家财政无力承受，而且短时间如此巨额资本接连输入国有银行，也无法向国民交待。

　　同样，目前流行的“分拆农行”方案也不可行。这个方案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政府愿意且有能力参与农行的重组。但事实上，中国农业银行在各个省市的盈利情况是各不相同的。赚钱的地区，地方政府当然欢迎，但赢利状况极差地区的政府财政实力本来就差，再让其掏出大笔资金进行重组显然不现实。更何况，地方政府参与了重组，必然在商业银行的自身运作和对“三农”政策性贷款的扶持力度上产生新的矛盾。

　　但农行改革乃

银行改革大戏的收官之作，势在必行。

　　其实，以上方案的一个通病就是，同时横跨了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范畴，并且，这两大范畴在农业银行内部存在某种程度的交叉，依旧延续当前的混乱状态。

　　农行的改革，前提就是定位需要清楚。一直以来，政府对农行改革的态度是要与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通盘考虑。可问题是，如果农行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实现政府调控农村金融意图，如何去把握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区别？如果农行的使命仅限于此，“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最终结论又如何得出？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农村金融体制一直未成型，农行就应背着沉重无比的包袱停止改革诉求？

　　农行最近公布的2005年年报摘要显示，不良贷款额超过了7400亿人民币，占到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725亿元的69.0%，其中政策性贷款余额达4140亿元，占农行全部不良贷款的47%。

　　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并不是内控风险机制比其他国有银行更糟糕，而是承担了大量的涉农政策性贷款，资产质量一直难以有效提升。同时，农行的战线拉得比任何银行都要长，管理链条比任何银行都要复杂，当然经营效率也就低于同业水平。

　　这个数据也足以说明，农业银行业到了该放弃农业信贷业务的时候了。如今，

邮政储蓄银行已经批准成立，农信社也在向社区银行挺进，民间金融也破土而出，新农村金融的雏形已成，农业银行就应该按照农业信贷和非农商业金融两大业务条线重组，把更多的农村业务放手给农信社或邮储银行。而改革成本最小化理论也恰恰支持这种拆分模式——央行的注资额度将大大减少，农行的定位也将更清晰，留给外界的混乱信号也将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