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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云龙
“也许最有趣的发现是中国已取得的成长和结构上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对外开放市场的缘故，而是其在体制上的转变，也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博士上周在北京表示。
这也是王博士与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合作的《得益于全球化过程：从中国学到的经验》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他们是“通过研究刺激中国爆炸性成长的一揽子政策，从中观察到何种改革政策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刺激经济增长时所需要的。”王博士认为。
中国改革享受全球化
王博士表示，尽管经过25年的快速成长，中国的平均收入在2004年底仍仅为1265美元。 身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应付许多制度、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同时，中国市场正在面临对外开放的巨大风险。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能力，尚无法订立适合其国家的全球化准则。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投资统计结果，在1989年至200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8.3%，而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2.8%；全球外汇日交易额从1989年的590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880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达 110%。王博士谈到，随着稳定成长的出口量与成为全世界吸引最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似乎很享受这一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
报告认为，中国市场相关的改革要点包括：私营机构的发展、国内市场价格自由化、政府控制和中央规划的放松、国营事业股份化、以及私营机构立法。简单来说，国内部门的发展是在当前显著的全球性经济背景下，引起一系列转型的关键。
王博士认为，控制全球化利益的关键，在于首先致力于内部制度改革。其次，改革政策必须符合当地的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接下来，改革政策还要优先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稳定性，因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永远无法从初始的改革冲击中痊愈，并导致缺乏兴趣和对改革的支持。最后，体制中的不同部分的改革政策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
王博士表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重商主义，因为中国这一“出口机器”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2003年外国跨国公司出口所占比例为55%，2004年外国跨国公司出口所占比例的增长为65%，在泛亚供应链中中国的附加价值比例仅仅占30%。
2003年的数据表明，外商独资企业占据了中国最大的三项出口项目中的大部分，工业机械出口中的62%，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75%，电子及电信的43%，合资企业占据了工业机械出口中的15%，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15%，电子及电信的28%。
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在国内改革刚起步时，即邀请外商直接投资。接下来，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和较好的投资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在90年代初期迅速成长，也对中国全面的成长和贸易有很大的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引进资本和技术，为失业的工人创造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企业家们接触到商业经验与管理技巧。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附加价值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起到关键作用，帮助其追赶发达国家，将自身劣势转变成“后发优势”。
此外，外国投资者也能成为强力说客，推动一个国家作出与相关改变以使市场与全球规则兼容。最终，当外国投资者对所在国家产生强大的兴趣后，也会在全球环境中成为此国家的有效说客。
但是，王博士指出，目前的世界工厂仍然是美国。根据英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90-2004年期间，以当今美元市值计算，制造业增值中，中国平均年增长率为14.03%，美国平均年增长率为3.23%，但是2004年的最终数据表明，当年美国的制造业增值达到了14700亿美元，中国仅仅为701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一半。
不过，美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革，1992年美国制造业产生的9770亿美元制造业增值是由2800个万工人创造的，而2003年的14000亿美元却是由1700个万工人创造的，从事实际产品生产的制造业工人的比率从68%下降到了52%。
王博士认为，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盈余是吸收了原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等亚太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而由此产生的中国要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一结果是因为“在国际体系中能更好的支持中国的可信度，以弥补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足以及诸如银行不良贷款之类的结构性缺陷。”
在“人民币的价值是否被高估﹖”这一问题上，王博士认为，“是的，从美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大于中国这一角度而言的确如此。”1998-2005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累积变动为8%，而美国为20%。作为美国来说，价格浮动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但货币会。“稳定”的价格在今天反映了高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缺乏通货膨胀的表现。
而且，实际的问题在于不对称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元作为实际上的国际货币，本身就种下了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制度上问题，因此，世界实际上处于永久的货币危机中，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两条：一是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二是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整合金融系统。
逐渐市场化是合理的
在出现有相似经济实力并可相互竞争的国家的情况时，传统的竞争优势理论最具有说服力。但是在经济多样化的世界中，对新兴产业的贸易保护与对于进口设备及技术的特别待遇，可以保持一个实际的平衡。
在经济刚起飞阶段，中国非常努力的保持对新兴工业的贸易保护，这是正确的决定。这些努力表现为长达13年的“入世”谈判，及缓慢降低的中国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如电子业和汽车工农工业。在实施贸易保护的期间内，外商直接投资引进资金与技术，并帮助中国本土生产力、市场成长、与收入成长的增长。因此，制造商能从规模经济中获利。供应链更加效率，本地零组件比例上升，提高了整体产业的效率。
与上述政策相配合的，是中国采取的资本控管。中国的货币只能在经常账户中转换，不能在资本性账户中转换。这不仅帮助中国避免金融风暴，更有效地对抗贪污。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了解，快速的市场自由化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无法解决的风险，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适当的法规，却有不良的公司管理、发展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和不适当的管理监督。
在有关社会稳定的两大方面：教育与社会福利。王博士认为，中国的基本教育在计划经济时期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也是让数亿农村儿童学习谋生技巧以脱离务农以及将来投身全球经济的方法。中国在80年代让最优秀学生的出国留学，如今已开始获得良好成果。虽然这个政策曾经造成短暂的人才外流，但是现在带来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这些留学生选择回到中国，在跨国公司任职，成为访问教授与企业家。他们扮演外国投资在中国的桥梁角色，增加贸易与金融交易。
谨慎选择社会福利政策也是另一项让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不管政策有多么受欢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随便的采用发达国家使用的社会福利政策，因为已发展国家的政策有可能带来增加收入再分配之循环，同时减低财富创造和劳力流动性。
结 论
正如习语中说的一样，“细节是魔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顾问犯下的错误在于，他们试着在发展中国家套用他国的改革方针，不管他国的条件有多么的不同，在这方面，中国成功地避免了错误。
中国经验提供了处于改革初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实用的教训。一般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冠军，但是较少人知道中国的成功主因不在于遵循正统经济方针，而是依照国内情形弹性地运用政策。这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教训。
个人简介：王月魂博士自1999年开始出任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一职，主要负责追踪和预测亚太区经济和商业发展趋势。另外，他还负责对该地区重要市场的支付行业的成长动态进行不间断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作为首席经济顾问，王博士制订了一系列市场进入战略，剖析和处理各种监管问题，分析人口和生活方式改变对业务的影响，并分析具体市场的业务发展潜力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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