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谜团试解

　　傅勇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居民储蓄率的迅速攀升。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显然20%的利息税未能阻挡人们高涨的储蓄热情。

　　高储蓄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与之相连的低利率却刺激着投资，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因而极难平衡，犹如行走于狭窄的刃锋之上。另外，不断累积的存贷差也在银行业形成令人担忧的金融风险。

　　高储蓄问题的重要性要求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是，在目前的讨论中，仍存在一些失当之处，本文将从现代消费理论的视角为高储蓄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未富高储”的另类特征

　　储蓄是指GDP中没有被消费(或政府购买和出口)掉的部分，依主体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前两者合称私人储蓄。其中，家庭储蓄是交纳税收之后的可支配收入中扣掉消费的剩下部分。家庭高储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高储蓄之谜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700美元，仍属人均收入最低国家之列。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通常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高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

　　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与中国相去甚远。当人们面对这种反差时，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东亚的经验和事实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但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期日本储蓄率的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的“正常”储蓄。更令人惊讶的是，回顾战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居民并非高储蓄者，其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

　　另一种误解是试图区分储蓄总量和人均储蓄来说明高储蓄的现实。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储蓄总量惊人，但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15万亿元的储蓄存款平均每个居民也仅能够分得1万余元。与低储蓄的美国相比相差甚远。可是，我们说中国储蓄高固然有储蓄总量的意思，但实质是指高储蓄率。虽然中国的人均储蓄和发达国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但是美国的储蓄存款还不到中国的2倍，这才是中国高储蓄的问题真正所指。

　　制度变迁对储蓄的影响

　　把中国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并认为中国存在高储蓄之谜，这其实是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的视角。其核心命题是：储蓄是由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规律的作用，作为消费的对立面，储蓄也就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这种缺乏微观决策机制的总量关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变动，虽然通常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解释力。

　　弗里德曼开创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衡各期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行为模式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则又进入消费增加的负储蓄期。

　　现代消费理论所揭示的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是长期的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结构变动。那么，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释中国近期的高储蓄率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的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显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这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增加，并提升了储蓄率。第二个效应是，计划生育颠覆了传统的子女赡养父母的家庭养老模式。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中国的储蓄率另类吗

　　按照现代理论进行合理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近期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上世纪60年代冰岛的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冰岛都是OECD国家中最低的。冰岛的人均GDP已超过4万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储蓄者。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且人口结构也令人满意，同时，它的储蓄率水平也可以和中国媲美。有人可能说，毕竟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

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驳斥了这种简便的解释。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原因。

　　总之，我们不能一边抱着过时的理论，一边对中国的储蓄率惊诧不已。中国的情况并不另类，并且，我们不需要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来掩饰理论的苍白。(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