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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奇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金融改革是否“开放过度”、是否出现了“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洋跃进”以及国有金融机构的股权是否已被“贱卖”的观点和讨论正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其导火索则是两个年轻人(余云辉、骆德明)的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该文章的三个核心论点为(1)“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
，危及国家金融安全”；(2)“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就意味着中国财富滚滚外流；(3)“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并非是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惟一出路”。他们认为，使中国经济殖民化、拉美化的理论和政策在现阶段已居于主导地位，因而需要唤醒中华民族的“经济抗战意识”。
余、骆的文章在许多人中引起了共鸣。不过，这也使人想起了马克思当年说过的一句话：任何思潮只要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相结合，就特别容易赢得拥护。我总觉得，目前对金融业开放的汹汹谤议和革命导师当年的讽刺性描述已相差无几了。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使得中国在每一次体制、制度、政策的转折关头都容易产生左的和右的各类机会主义倾向的干扰。在最近50多年的实践中，各类机会主义分子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左比右更安全！因此，每当面临立场性表态时，许多人就按照风险规避原则来进行自己的脸谱设计，例如，尽量选“左”和“中间偏左”的人，大体是一些政治智商较高的聪明人。这里，我用的是“较高”一词而不是“最高”，说明在大的转折关头出现时还有另一些“政治极品”，如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柯庆施之流，他们在上山前就准备好了两套材料，左边衣兜揣的是反右材料，右边衣兜里装得是反左声明，所谓“言若波兴，随风而转”是也，到时就看伟大领袖怎么挥手、实力对比如何变化了，脸谱可随时变换。
上述这段话只是表达我的一种担心——一种对有过一次次“运动”经历的中国在某类影响较大的思潮冒头时可能产生民粹主义后果的担心，丝毫没有批评余、骆二人的意思。2005年9月28日，我在上海曾和余云辉博士见过面，一起聊了几个小时，看得出，他是一个研究素养很高的证券公司老总，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当然，我对他的观点不大赞同，并在当时就直率地表达了我的意见。
我认为，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问题上，我们理论界至少要厘清以下几点：
1、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2、 加入WTO，履行1999年就做出的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承诺，既是一种国家
义务也是履约诚信的具体表现。
3、金融机构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投资者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论点并不符合世界经济史实，如拉美国家、东欧国家都普遍存在国外投资者入主(不仅仅是入股)金融机构的现象，其结果是这些国家金融服务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和金融体系更加稳定。
4、外资入股金融机构会“使中国财富外流”的说法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回首27年的改革实践，没有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的，而俄罗斯和印度之所以在经济绩效上远落后于中国，一个重要的差距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量太少。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其资产盈利能力连世界一流水平的1/10都不到，试想一下，如果中国金融机构的外国投资者能够从入股分红或股价上涨中分得“滚滚财富”，那么，在目前这样低比例入股限制的条件下，中方的股东能得到的肯定是“汹涌财富”了。
5、实际上，中国的金融改革和总体经济改革一样，总有一些政治体制因素在起消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国外投资者入股才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这些因素的掣肘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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