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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文胜
广州报道
违规剥离？
6月28日，工商银行公布其2004年年报。年报称：工行托管基金只数市场占比37%，托管份额市场占比34.67%，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组织的对托管人综合考评中，多年来一直居同业第一。
就在同一天，国家审计署公布2004年度审计报告。报告称：在不良资产剥离审计环节发现，中国工商银行将其在银城、银海、万利、北疆等4家投资基金形成的损失，以信贷置换的方式，违规剥离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行将其从事基金业务的起始点，定在1998年3月正式托管国内第一批封闭式基金——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至今8年，一直以零差错记录保持者而自豪。然而，审计署的报告，却令其金身被破。
审计署提及的4家基金——银城投资基金、银海投资基金、沈阳万利基金和北疆基金——均于1992年底，由工行通过旗下的信托公司发起设立。其中，银城、银海发起人为工行汕头市信托投资公司 管理人为工行汕头市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部，合并时银城基金规模为1.175亿元，银海1.125亿元，合计2.3亿。万利托管人为工行沈阳市分行，管理人为工行沈阳市银信支行万利投资基金管理部，合并时基金规模7394.9万元。北疆发起人为工行黑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为工行黑龙江分行直属支行北疆投资基金管理部，合并时基金规模8000万元。
4个基金资产合计3.8亿。2000年7月，工行促成4家基金合并重组：银城归并到普华证券投资基金、银海归并到普润证券投资基金、万利归并到安瑞证券投资基金、北疆归并到隆元证券投资基金。归并时，各基金资产净值都在扣除1%合并上市费用前提下，按照1：1的比例折算为兼并方的基金单位，最后得出的额度为3.28亿元。
本着“自家孩子自家养”的原则，在资产剥离第二阶段，工行要求其广东、辽宁、黑龙江分行突击发放相应额度的专项点贷(总行指定客户贷款，不占用分行贷款额度)，用于置换4家投资基金形成的损失，并赶上资产剥离的末班车，将贷款本息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给华融广州、沈阳和哈尔滨办事处。
通过上述运作，工总行收回了对4家基金的投资损失。
其间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四大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范围，主要是1995年前发放、1998年底以前形成逾期或呆滞贷款，以及1999年9月末的账面呆账贷款，但工行放出的3.28亿元却在2000年6月。为了符合要求，华融账上将此款项改动为1994年发放，1999年中形成呆账。
事发后，据华融方面提交的书面材料，截至目前已对33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其中行政记大过1人，行政记过2人，行政警告10人，通报批评17人，辞退、解除劳动合同3人。
实际上，3.28亿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根据审计报告，4家国有商业银行当年借剥离不良贷款之机，掩盖以前年度违规经营问题，共计转嫁经营损失21.21亿元。
1996脱钩后遗症？
华融资产管理总公司一份书面材料显示，审计署这次对华融公司实施全面审计，时间从2004年2月9日起，至12月29日结束，审计范围囊括总部及其30家办事处，审计内容包括1999至2003年度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
而据工总行一知情人士介绍，对国有银行而言，审计的起始年度1999年，恰好向有“生死线”之称。工行等之所以运作信贷置换，就是为了避开这条“生死线”。
工行信贷管理责任目标明确要求：以1999年为界，实施不同的管理控制。增量控制方面，1999年以后新增的信贷业务，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不良率必须控制在2%以内，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表外业务垫款率在0.3%；存量控制方面， 1999年之后整个贷款余额不良率不能高于资产剥离前水平，且须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
“这很难实现。”上述人士透露，各行被迫采取诸多“变通手段”。应对增量控制，采取的手法是存量转移、借新还旧，缺点是前清后溢、占用信贷规模；应对存量控制，则是增加贷款发放，做大分母，稀释不良率，这同样受规模限制，而且与上市资本金补足要求相悖，也不是好办法。
“最好的办法，是挤进核销和剥离的盘子。”该人士称，2000年国有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中，有1／3属1996年四大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所产生的坏账。工行的4家基金在脱钩范围内，本来可在1999年前“运作清楚”，但却因种种原因拖了下来。“现在弄成这样，揭示了冰山一角；而整座冰山，则是10年前把商业银行强硬扭向专业化经营所潜伏的后遗症。”
他介绍说，作为分业管理的举措，1996年四大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脱钩方式有两种：一是回收，撤销信托公司后，改为所属银行的分支机构；一是整盘转让。由于脱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堵邪门”，所以监管部门立下规矩：不准(向接盘者)发放用于收购银行股份、股权性质的贷款；不准在脱钩期间向公司注入资金。这两条令脱钩工作很难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公司归并或组建为所属银行分支机构后，原公司资本金占用的投资将调整为借款，人民银行承认原公司转入的贷款基数和投资比例。按此操作，如果当时对4家基金的投资调整为借款，2000年的违规置换就不会出现。问题是，投资转借款，虽然增大了银行的贷款规模，但因脱钩过程中投资的基金等发生贬值，而当时的呆帐准备又极少，最终往往被迫冲抵银行资本金。
监管层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给各行脱钩留下余地：一些难以停下来的收尾项目和一时转让不出去的投资业务股权，可继续办完或予以保留，但不能开展新增业务。
“坏就坏在这个回旋空间！”该人士称，由于不能再新增业务，银行留下的大量不舍得扔的资产最终大部分变成呆账，各种违法手段由此产生。
举例说，沈阳万利投资基金设立以来年均分红率达8.875%，工行自然不舍得低价放手；广东汕头工行扶起来的银城、银海，最初只有8000万的规模，1993年增发、1994年扩募、1995年红利转存，节节看好，基金规模膨胀到2.3亿并保持至今。按规定，这些信托投资业务的股份股权如一时难以转让出去，必须转为总行投资，待公司增资扩股后再收回投资。一拖下来，便到了1999年的“生死线”。工行遂采用专项点贷的方式，运作了3.28亿违规贷款。
“3.28亿的背后，是个什么局面，谁也不好估测。”该人士认定，1996年脱钩的后续影响正成为现实。脱钩后，没有出手的投资堆积成当前高达1085.79亿、预计损失率67.58%的非信贷风险资产，而已经廉价出手的，则消耗了当期数百亿资本金(其中有100亿转为华融资本金)。
专业、混业，心病难断
不过，一位工行人士强调，和违规剥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相关人员牟取私利不同，工行的信贷置换，“是一次理性的业务运作”。而事情涉及的广东分行，目前也没有就此开会研究。
“我们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审计署一知情人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承认，把信贷置换问题放到审计报告里，确实产生过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此次审出国有银行把20余亿款项转向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科目上表现为贷款转投资，并没有发生实际损耗。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加权按100%计算，(华融向工行发行的)债券按20%计算，从这个角度看，此类转化对国有银行改制有利。
“10年前分业经营的理由，到现在仍没有过时。”工行一知情人士透露，按照工行内部分析，审计署似乎是借这次对工行4个基金的审计，提请有关部门在国有银行混业经营问题上“考虑得更多一点”。
去年9月，工行曾提交一份成立基金公司的方案，计划和工商国际、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出资成立“工银基金管理公司”。然而，由于审计涉及到工行、华融之间一些“有争议”的关联因素，方案未获监管部门通过；工行随后提出更新方案，将共同发起设立基金公司的另两家股东分别定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今年4月28日获得银监会批准，转证监会审批。上述人士估计，工行应该会很快拿到筹建批文。
一个怪象由此形成：去年底，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允许商业银行进行基金管理公司试点，这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得直接投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障碍已经扫除；今年年中，工行积极筹办基金公司，10年前自办基金脱钩的公案却被忽然揭开。
的确，1990年代初国有银行业务多元化扩张的态势，至今仍令业内心悸：1993年7月份以前，金融机构主要存在以乱拆借为主要特征的“三乱”问题；经过治理到1994年至1995年，又出现了证券回购违规问题；1995至1996年集中发现和处理了账外经营违规经营问题；1997年上半年，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这些系统性的违法违规行为，充分显示了银行作为经济细胞本能冲动的一面。
前述人士称，当时流行一种观点：国有银行系统内部搞一个资金市场，各地分行以会员制的形式组合、缴纳基金，以会员基金比例再分利润。也就是内部市场化、多级法人。1994年末，工行在35个大中城市共办有信托投资公司44家，其中全资20家，股份制24家，实收资本55.7亿，资产总额647亿；而同年工行的资本金776亿，100亿用于投资、160亿是不动产，可用于周转的仅400亿。在这种情形下，工总行调控资金的能力受到制约，按当时工行行长张肖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工商银行不是一个统一的银行”。
当时国务院有领导认定，这是一个错误方向，必须强化内部控制，强化一级法人体制，授信授权。而1997年11月，时任央行副行长陈元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座谈会的发言，到今天仍对监管部门产生影响。
陈元在该次座谈会上称，他刚参加了国际清算银行10月份行长例会，三天研讨，请1997年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介绍他们提出的市场期权定价的模式。讨论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期权定价和衍生工具的方法，可以把风险从一个金融机构转移到另一个金融机构，但是对金融业的整体风险没有一个出口，它还是在里头，这样的方法能够使整个金融业的风险减少还是增加？“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答案。”
接着是就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出不出钱，怎么出钱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实际上是在一个金融市场体系下，金融监管者所能支配的资源，即存款准备金、金融机构的资本金、风险准备，究竟能不能覆盖、解决风险的保障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陈元说。
“四大国有银行个头太大了，进入混业后，没经过实践，一些问题不可能有答案。”上述工行人士说，我国基金发行仅5000亿份，而相形之下，仅工行一家，2004年通过货币市场融资就达14661亿元，通过拆借、债券回购和信贷资产回购等方式融出资金13465亿元，去年底债券投资余额达12354亿，投资品种也突破以往的国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新增了次级债券等新品种——对混业风险的顾虑，自在情理之中。
“我们会建立防火墙。”今年4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工行副行长杨凯生主动宣称：在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之后，工行将在人员、资金、财务、计算机系统、业务品种等多个方面，与基金公司之间设置防火墙，阻断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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