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面言，一直就有不同的观点。“促进论”认为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具有正的产出效应，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中性论”认为通货膨胀对产出和经济增长既无正效应，也无负效应；而“促退论”则认为通货膨胀必然会损害经济增长 。

　　我们认为，温和的物价上涨不仅是经济景气的必然结果之一，而且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恶性的通胀对经济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两位数通货膨胀，90年代俄罗斯的通胀等都是人们应谨记的教训。通常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将会破坏生产发展、扰乱流通秩序、破坏收入分配、引起货币信用危机。因此，各国政府都将治理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例如，欧元区在其成立之初就将通货膨胀率水平作为成员国加入时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规定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3个通胀率最低成员国平均值的1.5%。

　　目前，我国的物价上涨尚处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之内，这种温和上升的走势甚至是近年来人们所期望的，尚未达到需要采取干预措施的时候。但是，随着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积累，房地产和股票两大资产价格上升后对物价形成压力的增大，境外资本因人民币升值因素吸引加速流入，以及宏观调控回旋余地和空间的缩小，我国中长期内通胀压力必然不断加大，通胀迟早会成为真正的经济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三、两大结构性失衡是隐忧的主要根源

　　导致以上两大隐忧的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其一是内部的储蓄与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其二是经济发展的外需与内需的结构性失衡。

　　储蓄与投资不相等或进口和出口不相等，均可被视为国民经济存在失衡。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可能同时存在着两类失衡：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指的是国内储蓄和投资的不相等；相应的，外部失衡则是指出口和进口的长期不相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是相关联的，换言之，进出口差额作为一个平衡参与了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根据国民收入基本恒等式，可以推出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等于贸易差额。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那么该国就会有贸易顺差；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小于投资，那么，该国就会有贸易逆差。而前者正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低消费、高储蓄。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达到30%以上，而国民储蓄(包括政府与企业)更是达到了近50%。由高储蓄带来的是高放贷和高投资。而在国内消费不旺的状况下，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而出口导向政策就促进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我国在资本流动方面推行奖入限出政策，鼓励资本流入。在现行的结售汇体制下，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不断增长就意味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伴随外汇储备增长而不断投放的基础货币，就最终演化为实体经济中过剩的流动性。国内经济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需要通过外部的失衡来平衡，外部的不平衡源于内部的不平衡，而外部不平衡需要资本的流动来平衡，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后者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发展成为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快速发展两大问题。因此长期的贸易顺差以及内外发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内储蓄过多，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的反映。这两大失衡互相关联，同时又互相促进。

　　经济学中讲究均衡。任何失衡，不管是储蓄过多还是消费太少，或者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失衡就表示资源的错配或扭曲，所以任何失衡的状态尽管可以维持一时，但从长期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的。日本泡沫经济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政策建议：长短结合、疏化并举、标本兼治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中的两大结构性失衡是造成未来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和通货膨胀迅速发展的内在的根源。因此，要消除中国经济的两大隐忧，疏导流动性和控制外汇储备增长都只能治标，唯有化解结构性问题才能冶本。不过，因为目前流动性问题已有相当程度发展，如果不加以治理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前采取措施疏导流动性非常有必要。

　　(一)短期举措以疏导流动性为主

　　首先，控制外汇储备增量，减少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在目前，控制外汇储备增量就意味着控制基础货币投放，对化解流动性过剩效果明显。而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增量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因此，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问题，应该通过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和扩大进口等措施来抑制贸易顺差的增长。与此同时，进一步调整优惠的外资政策，加强金融和资本账户资本流入的管理。

　　其次，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过剩流动性存量。综合运用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定向票据等货币政策手段，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定向票据”等综合措施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为在防止通胀的同时，稳定房价和股价等资产价格，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小幅，渐进和一定频率的加息政策。

　　再次，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强双向波动的弹性，打破单边升值预期，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不认为通过人民币的快速大幅升值就能化解贸易顺差问题。因为贸易顺差并不是单纯的汇率问题。调整贸易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上述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如果为求迅速达到目标而采取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的办法,将会导致经济结构和物价体系发生剧烈变动以及部分行业萎缩和就业状况恶化的局面，进而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人民币升值的初期，升值带来的影响处在相关出口部门的可承受范围内，随着升值的继续发展，实际汇率就会越来越靠近相当部分出口企业的换汇成本，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就越大，若此时再听任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部分出口企业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一年多来，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4%以后，仍有必要控制好以后的升值幅度。切不可因为前期升值后影响不大，在国际和市场压力下放任人民币大幅度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