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百年(4)

　　社会变迁的影像

　　交通银行早期发展历程和行务领导素描

　　文/赵兰亮

　　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家银行之一(另一家是1905年设立的户部银行，即现在中国银行的前身)，至今已有百年。在民国时期的金融界，交通银行曾叱咤风云，是自创办以来即带有中央银行部分职能的大型官商合办银行，当时的发展颇令人瞩目，占据四大银行之一席(其他三大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与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前期发展史，其历届行务领导的风格思路无不给它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该行的业务创新能力也非常值得称道。

　　创办缘起与演变

　　交通银行创办之时，外国银行业已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半个多世纪。1845年，英国资本的丽如银行在广州和香港营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此后，各国银行纷至沓来，分割中国金融市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德意志银行、横滨正金银行、花旗银行等，中国传统的钱庄业逐渐沦为外资银行的附庸。

　　其实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批洋务派人士已经认识到了创办新式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当时清廷政治形势的局限，直到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才标志着中国民族银行业的诞生。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发行钞票并代理国库，具有中央银行的身份。1905年，清政府为了经理对外赔款事宜，由户部出资创办户部银行，同样享有发钞权并署理国库代理财政，无疑也带有中央银行的光环。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1912年清廷覆亡民国肇造，大清银行改组成为中国银行，至今仍享有盛誉。在户部银行成立三年后，出于挽救路权的需要，清政府在邮传部的倡议下创建了交通银行。19世纪末是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期，中国铁路权利的外溢是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并最终导致清廷灭亡。中国铁路权利大规模外溢始于1895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铁路重要性的认识尚不深刻，清廷内部的顽固派也极力阻挠铁路建设，致使中国铁路仍处于起步阶段。甲午一战清政府败于向来轻视的小国日本，这深深刺激了朝野内外。清政府甚至一度认为战争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缺少铁路，从而导致军运困难之故。于是朝野上下出奇一致主张加快铁路建设。但是，巨额的战争赔款致使清政府财政亏空，对民间力量的恐惧又导致清政府不敢向民间筹资，于是只好转而以出卖路权而换得外资扶助。1895年清政府发布兴筑铁路的”上谕“，决定举借外资首先修筑津芦和芦汉铁路。经过数轮谈判，1897年3月比利时银团拔得头筹，与清政府签订苛刻的芦汉借款草约。此后，中国铁路权利外溢日趋严重，大多数铁路落入外资手中。铁路权利的外溢以及所引发的民族危机最终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1903年中国各地爆发了激烈的收回路权运动，这倒逼清政府内部开始思考如何逐步挽救外溢的铁路权利事宜。1906年清政府实行行政机构改革，新设管理全国铁路、航运、电讯与邮政事业的邮传部。1907年11月，邮传部以”募集公债赎回京汉铁路“为名，以收回利权为主旨，提议创设交通银行，具体”经营轮、路、电、邮四政收支，办理国外汇兑，以及推行国币，扶助统一币制“。这份议案当月即获批复，12月交通银行已开始租地办公。

　　1908年2月2日正式开业。交通银行初创之时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建的商业银行，从初期的股本来看，官股四成，商股六成。官商股数的这一比例大体维持到 1935年。该年，南京国民政府插手交通银行改组事宜，财政部加认官股十万股，首次使官股比例大幅上升到十二万股，商股仅有八万股，交通银行至此完全落入政府的控制中。

　　交通银行成立伊始即享有发钞权，同时代理国库，俨然又是一家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商业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中央银行，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发钞权并没有被收回，不仅如此当时尚有数家商业银行享有发钞权，比如中南银行。此后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也享有发钞权。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交通银行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成为法定通货，更奠定了交通银行的重要地位。直到1943年，发行权才完全集中到中央银行一家。在交通银行的发展史中，1928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政府对银行实行专业化改革，交通银行成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但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局势纷争，交通银行的这一使命与专业定位并未得到充分展现。

　　领导者的风格与行务进展

　　银行是一种金融服务企业，尽管有其基本的营业范围和经营理念，但每家银行的经营方向与业务进展无疑深受行务领导者的影响。这一点在交通银行的前期发展史上表现得特别鲜明。

　　晚清最后三年，交通银行的总理(这一称呼直到 1928年11月才改为总经理)分别为李经楚、周克昌与陆宗舆。李经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侄子，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在”清邮传部奏派总理协理片“中称赞他”精明干练，长于理财，于银行事宜讲求有素，经验尤深，堪以派充总理。“在出任交通银行总理的同时，李经楚还开设有义善源票号，自任总司理。义善源票号规模颇大，在全国有27家分号，密切往来的钱庄多达36家。一手为私人的票号，一手为官商合办的交通银行，李经楚难免挪用资金、假公肥私。1910年上海股市兴起橡皮股票热潮，很多钱庄票号也疯狂追进，泡沫最终破裂，大量钱庄票号倒闭，与义善源票号业务来往密切的源丰润钱庄破产，终于拖垮义善源自身。此时邮传部新任尚书盛宣怀，又与李经楚不和。盛宣怀企图独揽交通银行大权，因此迫使义善源交回以往借款共280 多万两白银，义善源无力回应，只好以负债1400万两的天文数字破产。1911年3月李经楚因该事件辞去交通银行总理之职。对于义善源所欠交通银行款项，李经楚表现出了为人称道的一面。他下令将其苏浙各地的典当和地契全部用来抵偿，并嘱义善源各地分号加速清理，尽快归还交通银行欠款，不足之数变卖家中首饰。但义善源事件对交通银行的冲击也是不容置疑的，交通银行的信誉一度岌岌可危，甚至影响到市民都不敢再使用交通银行的钞票。

　　李经楚去职后周克昌继任交通银行总理，仅八个月后周去职，陆宗舆继任。陆宗舆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他位列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讨伐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之一。周陆二人总理交通银行的时间甚短，因此乏善可陈。整体来看，晚清最后的三年是交通银行起步的三年，成绩平平。

　　1912年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创建。5月，交通银行股东联合公会推选梁士诒为总理。梁士诒，字翼夫，号燕荪，广东三水人，交通银行创行元老之一，1907年11月任交通银行帮理，与李经楚关系密切。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邮传部副大臣及署理大臣。1912年3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后曾署理财政部。1921年12月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梁士诒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交通银行的历史上，梁士诒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领导者。他前后两度担任交通银行总理，达七年之久(1912/5～1916/7；1925/5～1928/4)。他的一些独特理念给交通银行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特色。对于银行业务，梁士诒非常不看重放款。1914年5月25日，他在交通银行股东总会上对各分支行经副理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他对交通银行营业发展的思路，读来令人莞尔。他说”银行重要之事务，首在吸收存款，次则汇兑，又其次则买卖生金、生银等事，最不可做者，是信用放款及不动产押款。“信贷投放本为银行最基本的营业之一，也是银行担负的扶助工商农业发展重任的基本体现，身为银行界资深人士，梁士诒当然清楚这些，可是他为何如此不喜爱放款呢？他解释说原因有三，其一中国银行业资本短绌，

　　流动性不足，如果放款过多，则致使其他比放款更为重要、获利更为丰厚的事业，反因银根紧短、周转不灵而放弃。其二，放款手续虽然较为简易，但利息有一定限制，获利也较少。相比之下，银行的汇兑事务以及买卖生金、生银等，办理手续要比放款繁杂，但是获利也比较丰厚。”凡事贪图简易而避繁难者，则事必不振。“因此对”大敌当前、责任在后“尚处在惨淡经营时代的交通银行而言，应该避简就繁以图发展。简易的放款事务就留给银号与钱庄去从事了。其三，放款如无抵押则相当危险，然而即便是有确实抵押的放款，遇到紧急用款时，这些抵押品无法作为现钱使用，因此对银行的危害更大。辛亥以前，交通银行大做放款，致使”资产之额超出负债之额，其结果几至不可收拾。殷鉴不远，吾人岂可蹈其覆辙哉。“有了这三条分析，梁士诒总结说”只此三端，已足见放款一事害多利少，况我行经营之事尚多，万不能以有用金钱，置于此危险及不急之事。此本行之所以立一决心，无论有无抵押，期限长短，总不愿意放款。“梁士诒之所以如此抵触放款，其实上述第三条原因透漏了他的隐衷。这就是清末三年交通银行的放款大多属于财政性垫款，如此一来随政情变换，就给银行发展带来很大的隐患。但是对放款行为的裹足不前，也使得梁士诒时期的交通银行在扶助工商业方面做得并不出色。

　　既然不做或少做放款，那么梁士诒就认为交通银行应该专重于吸存与汇兑。他说”银行经营之道，在于吸收存款，以补资本之不逮“。

　　对于当时大家认为中国官商交困的情形，梁士诒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并非无钱，特金钱虚置，不在市面上流通耳。“因此他激励交行职员坚韧奋勇，”吸收窖藏之金，并设法使我国人存于外国银行之款，逐渐存于我行。“谈到具体吸存事宜，梁士诒有一段至今读来仍值得嘉许的话。他说”外国人重礼法，中国人重感情，事事能以感情相联络者，在中国每易成功。我行今日既以吸收存款为宗旨，而吸收存款之方法，虽大半在于信用问题，然感情之作用亦居其半。外国人重广告，中国人讲声势，广告有形，声势无形，然无论其为有形无形，苟可以增加本行之声势名誉者，皆于社会心理发生极大之效果。以上两事，皆与本行营业有极切之关系，深望诸君极善运用之，使不来者来，而来者常来。来一次则于我行总有多少利益。虽以一次论，获利甚微，然以多次论，则为数甚巨也。集腋成裘，有腋斯有裘亦。“从中可见，对于提高银行服务质量，梁士诒还是颇为用心。交通银行的存款额在梁士诒主理时期也有了较大提升。1912年交通银行存款总额为2160万元，1914年增加到 6553万元。此后交通银行发展平缓，1916年梁士诒去职。到 1925年梁士诒再次主理交通银行时存款总额仍为6564万元，但到 1928年突飞猛进到 12983万元。梁士诒对交通银行存款业务上的指导思路从这些数字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

　　除尽力吸收存款外，梁士诒极力推动交通银行应该从事的另一业务是汇兑。众所周知，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紊乱，金银纸币同时流通，且成色不一，名目繁杂，升水贴水不是常人所能明了，因此”非由银行为之汇兑不可“。其实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之所以积极从事汇兑，梁士诒自己也知晓，原因在于”可以操纵其间“。因此他说”我行称此好机，不可不于汇兑事业谋所以推广之道。“梁士诒对汇兑业务的重视，自然也反映在交通银行的收入中。从交通银行历年汇水收入来看，梁士诒主理的 1913年至1916年恰恰是该行汇水收入最为丰厚的四年，少则100万元，多则230 多万元。

　　在近代中国，金融与政治关系结合相当深厚，交通银行虽然有商股六成，但仍受制于邮传部及后来的交通部、财政部。因此搞好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也是梁士诒十分看重的一环。他曾明告各分支行负责人道：”本行对于政府及各官署须时常联络，如有往来，不必专于利息求生活，须于汇兑上取其利益。“此外，梁士诒还极力为交通银行争取盐款经营事宜，并力促交通银行兼营储蓄银行事业。凡此种种都对交通银行此时的发展打下了他的鲜明印记。

　　袁世凯倒台后，梁士诒作为鼓吹帝制的祸首，被继任大总统黎元洪通缉，1916年7月，梁闻风逃往海外。交通银行总理暂由任凤苞代理。1917年1月，交通银行股东总会推选曹汝霖为新任总理。曹汝霖，字润田，上海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东京法政大学。1916年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后又曾兼任财政总长。曹汝霖是北洋时期的著名政界人士。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曹为交通总长，是学生讨伐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之一，住宅曾被爱国学生放火烧毁。五四运动后，曹被免职。与政治上被人诟病相反，曹在交通银行任上其实不是一事无成。1917年2月15日，也就是曹入主交通银行不久，他在北京召集各分支行经理及代表开会，提出了他的营业思路。曹主张大力推行交行钞票，他说：”流通钞票，首先推广用途，凡国家征收局所、铁路、邮政、电报、轮船以及衙署、军政收发款项，商民采办货物，日用携带者，均系我行之代行钞票机关，均宜联络招致。用途愈广，流通愈多，只要现金运用得宜，不为积欠所困，决不致有兑现受挤之虞。“在放款方面，曹不象梁士诒那样抵触，他甚至非常看重银行在放款方面的积极作用，希望交行积极推进。他说：”银行存款，固宜招徕，放款宜应变通。其他营业所得利益，以放款收入利息为最多。盖以轻息存款，转放重息，又以无息钞票之进款内抽提若干成，按照当地情形，酌量放出，以得利息，此乃银行谋利一定不易之理。但放款宜按活期，来往少做定期，又以联络商家及代理国家财政机关为最宜。“这样的放款理念无疑表明了曹本人对当时政治经济的认识。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银行大都希望放出去的钱能尽快收回，因此多数银行回避那些周期性长的工业放款，以商业放款和财政放款为主其实是当时中国很多银行的有意识选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除了发行和放款之外，曹主张交通银行积极联络国库，与中国银行竞争。他说：”中国银行虽得代理国库优胜之权，国家财政支绌之际，时有青黄不接之患，届时需借巨款，中国银行或有未能接济之时，我行当可趁此时机分认借款，要求抵押，国库代理部分自必转入我手。“曹主理交通银行五年(1917/1～1922/2)，这期间正是北洋政局一天一变的时期，交通银行的进展虽有但也较为平常。

　　1922年6月，交通银行迎来其发展史两个重要的领导者，这就是实业状元张謇和近代著名银行家钱新之。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94年参加殿试，得一甲第一名。后回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及面粉厂等，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1912年1月，张謇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未就。1913年9月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6年任中国银行联合会会长。1922年6月被推选为交通银行总理。张謇之所以出任交通银行总理，其实是当时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具体负责交通银行事务的是协理钱新之。钱新之，名永铭，以字行，上海人。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17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后升任经理，并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江苏省财政厅长等职。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著名财经官员，也是银行界的实力派人士。1938年8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张謇与钱新之入主交通银行后，对先前交通银行与政府的过度交往深恶痛绝。张钱两人一方面仍肯定交通银行仍属于中央银行之一，另方面极力主张交通银行营业须以商业为主，应该避免政府强迫放款。同时延揽专门人才，力主行务公开，并精简机构，节省开支。对于他们二人的改革，交通银行上下咸表支持”，全行同人殆已改组一新，毫无政治臭味，此后营业亦从商业入手，不致复受何党派之利用，交通部官股实与商股同其权利，行务如依轨道进行，社会必予辅助，政府无从强迫，似亦可以见信社会也。“正如张钱两人所追求的，他们在位的三年(1922/6～1925/5)是交通银行最有独立性的时期，尽管发展属于温和，但这时的交通银行最象一家商业性股份银行。1925年5月，交通系的梁士诒重新掌权，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银行再次回到他的掌控中。张謇和钱新之被迫辞职，梁士诒再次当选为交通银行总理，直到 1928年4月梁被国民政府通缉才去职。梁离去后，交通银行总理一职改由卢学溥代理。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交通银行，始设董事长及总经理。同时实行专业化改革，交通银行成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

　　12月财政部指派卢学溥为交通银行第一任董事长，董事会则选举胡祖同为第一任总经理。胡祖同，字孟嘉，浙江鄞县人，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国后任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1919年出任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1927年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胡祖同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后，锐意经营，加上此时交通银行总行已由北京迁到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营业便利，沟通活络，其发展势头令人刮目相看。以存款额论，1927年交通银行总存款额为7227万元，1928年底已攀升到 12983万元，环比增加79%。到胡祖同去职的 1933年，其存款总额已高达21299万元。

　　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出手改组交通银行，宋子文的亲信胡笔江和唐寿民分别被指派为董事长和总经理。胡笔江，字筠，以字行，号笔江。江苏邗江人。钱庄学徒出身，1915年8月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1921年出任中南银行总经理。1938年8月，在香港飞往重庆的途中遭遇日军飞机截击，不幸遇难。唐寿民，江苏镇江人，近代金融界的另一重要人物。1927年在沪创办国华银行，自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29年后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及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汪伪时期附逆，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判刑八年。胡笔江和唐寿民时期的交通银行秉持了胡祖同时期的发展理念，并多有创新，从而使交通银行走上了前期发展史中最为辉煌的阶段。

　　在业务方针上，胡唐二人提出”整旧营新、推广储蓄、发行独立“的思路。1933年4月，唐寿民以通告形式告诫全行职员：”本行既为发展实业银行，尤当勉尽投资实业之责任。嗣后放款，应注重对物信用，避免对人信用，务期扶助国内生产事业，以免趋于分利之途。“此后他再次发出告同人书，提出银行应该在商业实业上求出路。他批评说：”专从内部讨取便宜，不向外界发展，喜与官府往还，为无关业务之酬酢，不在商业实业上谋接近、求出路，更有依赖一部分库债券投资，以为便尽营业能事，于工商业押款、汇款，完全忽略，凡此种种皆与目前银行业之作风，极不适宜，亦望各行加以省察，迅谋转变。“

　　此外，胡唐二人非常看重发行对交通银行的重要性。唐曾说”：发行位于业务之次，亦本行生命线之一。“但唐也告诫同人发行要慎重，不得滥发。他说”：经发本钞，非有真实用途，切勿滥发，即有用户来领，亦须密加考察，免被利用，勒交准备，是为不恕。亦应遵守约定，按时拨付，以重内部信守。“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也促使交通银行通盘考虑全国布局。因此唐寿民提出了开发西北与发展闽粤的想法。1934年唐寿民亲自带队赴西北实地考察，认为西北精华所萃，物产富饶，其中棉花质量更冠于全国。

　　于是交通银行决定沿陇海铁路向西推展业务，先后派员调查，选定洛阳、陕州、灵宝、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泾阳等地，开设分支机构，进行棉业投资，主要从事棉花押汇、棉票买汇以及打包厂收条押款等业务，这些业务的开展逐渐活跃了西北金融。对于发展闽粤，主要是为侨汇考虑。众所周知，闽粤为著名侨乡，历年侨汇额巨大，是银行必争之业务。早期从事侨汇的主要是侨批局，后来银行业加入竞争。交通银行早期对闽粤关注较少，主要是基于当时闽粤政局不稳的考虑，但此时唐认为”近年来西南政局已告安定，各项建设，并皆进步。闽粤再设机关，不容再缓。“因此，交通银行在此后数年间在厦门、漳州、泉州、福州、广州、香港、汕头、马尾、涵江等地设立分支行处，营业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除了将目光投向西北闽粤外，唐寿民提出交通银行还应该注重农产投资。这在当时难能可贵，对于扶助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交通银行的农产投资在1932年大约仅有330万元，1936年底则激增到 4871万元。另外，对于辅助国货工业、促进交通建设，唐都对交通银行提出了要求。1932年交通银行的工商业放款总额约为641万元，1936年底这一数字增加到 6922万元，增加了十倍左右，成绩可谓突出。在促进交通建设方面，交通银行也有长足进步。

　　1932年在交通方面的投资额大约为238万元，到 1936年底达到了1607万元，这一成绩大致没有辜负交通银行的名号。

　　1936年的交通银行行务会议上，唐寿民对于业务方针再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主要包括：信用放款宜逐渐减少；对于生产事业无关的建设借款，宜求避免；前途已无希望之事，不可投资；一切恶习管之营业竞争，宜加禁止；收受存款之方式，亟宜改善；仓库业宜整理推广；生产事业之放款，应予优待；办理重抵押业务，以调剂商业金融机关之资金；代办公司债，经募股票，以助工商事业资金之融通；代办担保制度；优待农产品及出口贸易。在交通银行的历任总经理中，能够对银行业务作出详细指导的，唐寿民是其中最为认真的一个，也是出谋划策最多的一位。因此，尽管他最后附逆当了汉奸，但他在位的九年的确是交通银行发展迅速的时期，这一点应该还是要肯定的。

　　承兑汇票的启用者

　　在现今金融业中，业务创新能力的高下往往决定着成败。回顾交通银行的前期发展时，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后人称许的，那就是它是我国金融业中率先倡导和推行承兑汇票的开创者和引导者。这项业务的开展又跟金国宝的名字连在一起。

　　对于金国宝这个名字，现代人已经相当陌生了，但他在中国统计学上是赫赫有名的人，他是中国近代统计学的奠基人。金国宝，字侣琴，吴江同里人。复旦大学毕业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统计学，师从美国统计学大师费喧，获硕士学位回国，1928年后任交通银行总行业务部副经理，并在多所大学任教，以后曾任国立上海商学院教务长。从进入交通银行开始，金国宝就不断致力于承兑票据的推行和贴现市场的建立。1929年12月，他明确提出建立票据市场是发展工商业的另一重要途径。正是在金国宝的大力推动下，1930年底交通银行推出由金国宝设计创立的承兑汇票，并率先颁行《办理押汇凭信及承兑贴现业务规则》，从而使早在1908年交通银行成立章程中就已列入的贴现业务成为正规化与制度化的现实。对此，曾有研究者评价说：这是中国贴现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关于票据承兑和贴现的专门规章，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务经营意识现代化的起点。为了便于商民了解和掌握承兑票据，金国宝还专门写了通俗易懂 的《承兑汇票答客问》，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详细解释了这种货款汇票的使用方法及便利之处。承兑汇票的推出得到了商民的极大欢迎，交通银行也大力推行，与镇江贻成面粉厂、蚌埠新丰茶记面粉公司等众多厂商订立了承兑或贴现合约。1931年6月之前，承兑汇票及其贴现业务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但是由于受到长江水灾及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这项交通银行极力推广的业务骤然被阻。但是，毫无疑问，承兑汇票的推行无论是对商品的流通还是对金融业的发展都起了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在银行界播下了现代票据承兑的种子，并最终开花结果。1936年3月由交通银行牵头正式创办了上海市银行票据承兑所。

　　(本文作者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