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ATM机案件判例的10处悬疑

　　李开发

　　临近岁末年初,广州一个带来充分喜剧性质的案例成为国人街头巷尾的议论主题。然而，问题的结局却很沉重。案情其实比较简单，核心是广州一青年利用ATM自动取款机的故障，经不住利益诱惑：

　　2006年4月21日晚，广东省高级法院原保安青年许霆，来到广州市商业银行ATM机取款。许知道卡里只有170多元，原本想取100元，一不小心多按了个“0”，提款机随即吐出了1000元。“我当时觉得很惊奇，我就查了一下余额，发现没扣钱。然后我再次取款1000元，提款机又吐出了1000元。”55次反复操作后，5.5万元现金塞满了许的衣服，他用皮带把上衣扎好，“那些钱塞得上衣鼓鼓的”。这时，许的同事郭安山走了过来，他很纳闷许取100元花了这么长时间。许吓了一跳，和同事郭安山回了宿舍，并坦言ATM机的慷慨。22日凌晨1点左右，两人再次来到ATM取款机旁。郭安山拿出有800多元余额的农业银行卡，许霆帮他取出了1万多元。随后又用自己的卡取出了大约11万元——银行账单显示，许霆第二次连续取款的次数是102次。2007年12月16日，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是一个典型的喜剧性案例，然而读者的关注的焦点，是该以什么来量刑，倒底够不够刑法上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赞成现有的判决的意见不少。媒体报道，广州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钟闻东表示，在该案中虽然看似法院量刑过重，但其实仍在法定范围内。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盗窃，明知其银行卡内只有170多元，但在发现银行系统出错时即产生恶意占有的故意，并分171次恶意取款17.5万元而非法占有，得手后潜逃并将赃款挥霍花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同时，虽然郭安山是与他一同盗窃，但二人并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只是采取相同犯罪手法各自实施，最后得款也是根据各自卡内各自提取所得，因此二人并不构成共同犯罪，仅以各自取款数来计算盗窃金额。而根据刑法关于盗窃罪的相关规定，同案人郭安山个人盗窃金额数额不大且全部退赃，同时主动自首并向公安机关交代与许犯案经过等，因此获得从轻处理并无不妥。

　　根据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而我国刑法对此相应的规定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而在本案中，许霆不仅将巨款挥霍一空，还私自潜逃直至被抓获，并无任何可获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因此，法院适用了规定的最高刑并无不妥，仍在法定范围内。

　　那么，盗取ATM机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呢？不少市民认为把ATM机视为金融机构太过严苛，“那岂不是满大街都是金融机构了！”对此，钟闻东认为，从财产所有方面来讲，ATM机也应视为金融机构。因为ATM机内的现金也是来源于金融机构，其财产的所有权属于金融机构，其可以看做金融机构财产的延伸。同时ATM机为金融机构所有和管理，当然是金融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有人说，本不该判罪，柜员机发飙，千元当成一元吐，能怪谁？应当判处当事人无罪。

　　笔者长期研究经济，也研究经济法律，研究过法理。法理是上位的，法条是法理精神的具体化，并且就本案例还在中央台当了一回嘉宾。笔者认为，广州中院的判处看似依法量刑，实则有误读法条之嫌。读者也不能感情用事。当用一个法律条文解读相关案例感觉模棱两可时，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提升执法者的理性，从神圣的法理精神上寻求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与理解这样一个法律案例：

　　一、参考研究外国同类案例，借鉴其法院的审判原则。

　　ATM发昏，取1元出千元，类似案例虽然总量上实属偶然，但数量上确实有几件。

　　看看近几天报纸上的引述便知：

　　1、有媒体介绍，2004年4月29日上海《新闻晨报》报道称英国诺森伯兰郡伍勒村村民因当地取款机出现故障，可以提取屏幕显示的双倍现金，村民蜂拥取款，最后取款机前排起了长龙，约合6.5万美元的现金被提空。最终银行负责人表示因工作失误，不打算追究多拿了钱的村民

　　2、《都为银行ATM出错：英国银行一提款机故障，数百人排队疯狂取钱，我国小许被判无期》，天涯论坛一个帖主转载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一部ATM机2006年10月21日发生故障——取10英镑吐出的却是20英镑。于是数百人排队“占银行便宜”，直到ATM机里面的钱被取光。24岁的理查德•索尼称，他排了一个半小时队，终于接近取款机，但钱已经被取光，他说：“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一些人仅仅排队40分钟，便将他们所有银行卡内的存款全部取出，并且获得了双倍资金。而我们则完全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然而，现场的气氛非常热闹，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欢宴会似的气氛中。”报道称银行表示要努力追回那些被多取的钱。

　　《每日邮报》对此事的整个报道，“给人一种喜剧的感觉，在法制较健全的英国，国民把之当成一种幸运降临”。

　　帖主提出，“同是ATM出错，英国银行与中国银行与储户都是服务业与客户的关系，都存在客户利用ATM失误恶意支取现金超过本金，在英国警察局没介入，而在我国，小许就成了无期徒刑的案犯呢？”

　　有媒体介绍，记者找到了当时的英文报道，确认了帖子所提事件的真实性。记者进一步搜索发现，事实上由于ATM机器故障导致客户多取钱的事件在国外屡见不鲜，而且大多都会引发排队取款浪潮，不管是取款者、银行还是媒体，都没有什么道德讨论。

　　不过，与“许霆案”不同的是，这些ATM机错误大多都是因为银行工作人员放错不同面额钞票导致的，比如将20英镑钞票放进了10英镑的盒子，导致双倍取款。金额相对不大，“涉案者”众多，银行较难追回所有款项，司法也很少介入。

　　3、一家报纸记者发现了2003年发生在英国考文垂的一次事件，与“许霆案”有很多相似之处，涉案金额较大，进入司法程序，只是判罚与“许霆案”差别较大，只有1年半。

　　据英国媒体报道，2002年8月份，英国一家银行(考文垂建筑金融合作社)电脑故障，导致其ATM机“狂吐”五天，不管人们输入什么密码，是否正确，取款机都会乖乖地吐出要求金额的钞票。期间有人甚至往返20次取了成千上万英镑，银行总共被取走了100多万英镑。

　　朱伯特一家人取走了13.441万英镑，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新车、一套新沙发和几张飞往牙买加的机票。47岁的朱伯特和他20岁的女儿被判15个月监禁，20岁的儿子被判12个月监禁，他45岁的妻子因为身体原因获得延期审判。

　　尽管承认从机器中拿了钱，但朱伯特太太还是非常愤慨，“我很震惊！我的外孙才1岁半，他的妈妈居然要因为银行的错误在监狱里住15个月！”“我们全家都是普普通通勤奋工作的人，这只是额外赠予，谁不动心呢？”他们的辩护律师尼尔•威廉姆斯认为，站在这样的机器面前，就像小学生站在糖果店面前，“任何人都难以抗拒想多拿一点儿”。另一位辩护者则称，“这是一起没有受害人的犯罪，因为银行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赔偿”。　

　　总结一下外国的案例，有几个特点：其一，都是ATM机故障多出钱，在诱惑面前，许多人获得了额外的利益。其二，许多国民把此类案例当成是幸运降临，当成一场喜剧，认为人难抗拒诱惑，因此，责任不大。其三，多数不用刑法调整，或者量型很轻。

　　二、追踪取款定罪情节，笔者认为有十大悬疑不能误读

　　其一，“盗窃”一种恶意侵占，是一种主观故意。然而，犯案当事人首先没有主观故意。如果不是错在多按一个“0”，也许就不会发生本起案例。没有主观故意的行为，没有动机，“盗窃”这一罪名能适用吗？所谓“罪名法定”，是这样的“法定‘吗？

　　其二，犯案当事人用自己的银行卡，用自己的密码，取自己的钱。对持卡用户来说，卡上的钱就是持卡人放在银行里属于自己的保险箱。笔者认为这一定性不会错。相信大家都这么认为。银行的相关管理疏忽，致使给了这个保险箱里放了比原有的钱更多的一部分。拿着自己的钥匙，打开了自己的保险箱，看到钱居然多出来了，知道是人家有失误，因此，“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当一个人用自己的卡，打开自己的钱柜，管理人员把钱多放了也就多拿了，这是什么性质的事？

　　其三，诱惑导致犯罪，该怎么定罪？诱惑者是银行，银行的失误让人多拿钱，该怎么定性？算犯罪吗？我们知道，其它案例中，凡是因诱惑的案例或不予确认，或量刑极轻微。比如，为了测量某官员是否受贿，就派一个人假装因事给官员送礼，结果这个官员就收了这份礼。那么，我们能不能定该官员受贿罪成立？事实上，法律是不承认这种诱惑下的结果的，因为，诱惑方在先，没有这个诱惑，这个事实就不存在。没有A，就没有B。B的出现，缘于A出现所导致。用诱惑去引导人犯“罪”，从而治“罪”，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其四，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性质是最重要的。法理认为，性质决定轻重。故意杀人犯就是没有一点得手，也是重罪；相互殴架，误将对方打死了，量刑也不会太重。开车过失撞伤或撞死人，罪也是轻的。犯案当事人进的是自己家的门，打开的自己家的保险箱，你银行的人把钱放错了，多放了，因此就出现多拿了。那么这个案例应当治重罪吗？

　　其五，一个同类命题的证伪很重要。那么，有这样一个案例，A到市场去买商品，对方营业员B把A递交的10元看成100元，每成交一笔，就多找90元，结果这个人是一直用10元向对方购买商品，买了10次，营业员共多找了900元，A将其占为已有。从法律层面看是“不当得利”，这样的做法需要刑法来调整吗？

　　其六，这是一个公开的行为，还是秘密的行为？用自己的银行卡，用自己的密码，“偷了”自己的钱箱，在银行留下了自己的取款记录。而“偷”必然是一个秘密的行为，应当是不用自己的卡，不显示自己的身份的行为。

　　其七，一位取款人，假定他自己卡上有20万元，他并不知道某次取款银行其实并没有如数扣款，他的确取了款17万元，但他没有取款后就查询余额的习惯。这有真实事例，我的一个朋友卡上总有几十万元，取款后从不查询余额，只管不住地往里进，同时需要时就往外取。如果他是犯案当事人，我们能说他“盗窃”金融机构了？那么，一个善意的取款人竟可能犯了无期徒刑，这难道不荒唐吗？

　　其八，民法上有“不当得利”的条款，不当得利是一种违背道德的行为，需要归还，但不构成犯罪，指的是明知不是自己的，却利用要利用其错误据为已有。根据物权法，公私财产一律平等。难道因为是金融机构的钱，就要比老百姓的钱来得“值”钱，就要重判，这符合物权法的精神吗？

　　其九，持有自己的银行卡，进入自己的存款箱，实施存款的管理功能。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额外的钱在自己的钱箱。如果银行的记录比较健全，那么，这个多取的钱最终要水落石出。持卡人在实施自己存款箱的管理功能，算利用管理职务侵占公私财物吗？到底那个“罪名”更象犯案人的所为？

　　其十，犯案人向其同事坦诚“不拿白不拿”，结果与同事再次去“拿”，共拿了“17万元”，那么，“17万元‘算数额巨大吗？这种案例是偶然发生，还是常常发生？如果是偶然，那么偶然会不会导致社会的错觉，有没有“不治重罪不足以恢复社会秩序，不治重罪不足震慑犯罪”的结果出现？这种案例真能危害社会吗？

　　三、当案例在现有法条量刑不能精准到位时，应当用公认的法理精神来解读法律，适当量刑。

　　所有的法条均是按照法理精神来确定的。法条是法理精神的具体化。研究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笔者认为，有六大法理精神可以指导案件二审。

　　其一，法理的最高原则，是用法来惩治犯罪，恢复社会秩序。许霆涉及的ATM机案，显然是极个别的偶然事件，不存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前提。这一案例引导千百万人学习法律条文，领会法治精神，要看到这一案例在社会法制进程上的特别意义。

　　其二，法律的本职是用来教育人、规范人的行为，惩治从来不是目的。关键是引导与规范的目的能不能达到。

　　其三，一个案例在同时可适用于刑法，也可适用于民法时，应当用民法来解决问题。

　　其四，一个案例在可以判处有罪，也可以判处无罪时，应当就无罪而远有罪。

　　其五，在一个案例可以轻判，也可以重判时，适宜轻判。

　　其六，在一个案例审判时，证伪制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标杆。应当努力证伪，换位思考，使其判决更有理性，更贴近立法原则。

　　笔者希望广州中院的二审判决能进一步体现这些神圣的法理精神。

　　(作者是中国经济名家讲坛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与法律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