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改革：任重而道仍远

　　记者 张正华

　　农行改革难在定位。农行改革有了明确定位以后，难点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不到10天，1月29日公布的2007年新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农行股改基调在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被确定为：“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显然，这“16字方针”意味着中央对农行的改革定位，其明确的政策方向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全方位对农村金融改革进行梳理、调整、深化。“充分利用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

　　中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将启动新一轮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而此次农村金融改革为中国农业银行的定位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农行的定位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最大的不同就是除了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以外，还要求其整体改制、择机上市。

　　如果没有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要求，那么，面向三农、商业运作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尚能维持得下去。但是，如果有了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要求，那么，毫无疑问，服务“三农”和商业化运作的股东价值回报最大化就可能成为农行股改过程中最难解决的一对矛盾，两者间短期内不太可能有一个满意的解决途径。

　　可以说，“面向‘三农’”的定位让农行股改的难度较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更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说农行改革是国有商业

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确实一点都不为过。

　　改革的难度首先表现在我国农村、农业以及农民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与城市相比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差距。

　　由于种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先农村后城市，而金融体制改革却是先城市后农村。经济决定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城市金融而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相对滞后也在情理之中。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造成我国农村金融目前基本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设置机构，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风险突出，无论从业务上还是理念上，在我国城乡金融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农村金融基本上存在着十年左右的差距，在西部贫困地区差距甚至更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实质上是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造成改革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有一组数据间接说明了上述问题。目前我国城市人均贷款是农村的10倍，贷款基本投向城市，农村贷款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5.94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全国平均每万人网点数，城市是农村的3.7倍。同质性很强的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机构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撤离农村回到了城市，高素质人才也因此进入城市金融机构。造成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偏少，从事农村金融工作的人员学历低，年龄普遍偏大，农村金融管理水平相对偏低。

　　

中国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就市场经济而言，资金总是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过去的二十年，我国整个农村有限的资金，都在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特别是最近的5年，每年

邮政储蓄以及银行的分支机构储蓄从农村的净流出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所以，我国的农村资金长期以来一直都处在一个一方面对外输血，另一方面又严重短缺的状态。

　　当然，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和落后与整个社会和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经济决定金融，农村经济决定农村金融。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生产要素向效益好、回报高的行业和地区流动。多少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落后状况，必然导致信贷资金流失，金融机构撤离。这一现象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它是由宏观层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另外，在金融改革的政策导向上存在一些偏差也是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决定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当时，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结果使四大银行成了名称不同、而业务同质化倾向明显的商业银行。这就导致四大银行各自过分强调自身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在有利时，纷纷跑向农村；在无利或者微利时，又立即逃离农村。对农行而言也是如是。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现状滞后整个经济改革，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与城市金融改革发展相比，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在改革进度、资金投入、网点覆盖、业务发展、风险程度、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经营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有资料显示，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农行在中西部相当部分县域保留其分支机构是以其自身亏损为代价的，据悉，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支行的亏损面高达34%。

　　为了弥补这种亏损，农行为此专门建立了内部转移支付机制，通过转移支付，把城市行的部分盈利用于帮助农村行消化历史包袱，同时，东部行还不断加大对中西部行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了农行作为国有大银行全局调配资金的优势，对中西部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但是，仅靠上述措施，并不能让农业银行的股改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得不研究如何在定位上既不偏离面向“三农”的方向，又要在市场中坚持商业化运作，同时还要得到股民的认可。这样一个难题真是需要农行发挥最大的智慧。

　　当中央为农行股改定下“十六字方针”的基调后，1月底2月初，在农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上，行长杨明生宣布将撤并分支行机构的审批权限上收到农总行，称农行不会因股改而大规模撤并机构和裁员。杨明生说，农行要从服务“三农”和改革的大局出发，按照国务院要求，保留县一级分支行，农行“分支机构改革的重点要从压缩总量转变到优化结构上来”。

　　而在确定农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16字方针之前，农行分支机构的撤并权限早已下放到各分行，由各分行根据商业化经营的目标自行决定机构的数量。

　　据了解，农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始于1997年，当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经过十年的收缩，农行至今只剩下60%的经营网点、51%的员工、42%的存款、35%的贷款分布在我国的县域地区。

　　十几年来，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总目标下，经济规律驱使农行将其经营机构不断撤离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目前农行的营业机构网点已经撤并了将近一半，但仍有24900多个。在全国不少地方的县以下地区，农行已完全撤销了网点，即使在有网点的县，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分支机构仅办理只存不贷业务。2005年末，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仍设有机构3160个，在西藏地区有各类机构502个。

　　农行十几年来大规模撤并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必然影响其在农村的服务，与中央提出的面向“三农”的目标定位相悖。在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完成重构的条件下，涉农贷款仍离不开农行。在所有商业银行中，农行是目前我国投放规模最大，占比最高，而且是惟一拥有农贷专业化管理体系的商业银行。这说明农行的分支机构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在我国中西部的很多县域都只有农业银行一家大型商业银行。

　　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驾马车”涉农贷款余额约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20%左右，平均每年增长约12%。而农行的涉农贷款余额数为1万亿元左右，如果没有一定的分支机构，是很难完成支农和涉农贷款重任的，尤其是面向农民的贷款。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面向三农”的定位下，农行有没有必要有限度地恢复一些县以下的经营机构？

　　如今，当我国经济走到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三农”事业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资金短缺瓶颈。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的农行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方针无疑是农行改革的必然定位。而如何处理“面向‘三农’”的隐形政策业务，进行“商业运作”的市场选择，完成这一矛盾统一的目标不能不说是一道史无前例的经济难题。在这方面，需要农行理性思索、大胆尝试，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