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银行不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近日，历时多年的光大银行重组案再度热了起来，汇金可能将向其进行最高200亿元人民币的注资。据《财经》杂志报道，截至2005年底，光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到2%，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49%，远低于8%和4%的监管要求，汇金的注资将大大推进光大银行的财务重组进程。

　　在很大程度上，汇金注资经营不善的银行类似于一种国家的补贴，这引起了多方对其合理性的质疑，但是，赞成注资的观点也似乎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光大银行1999年对中国投资银行的收购形行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当年，光大按照账面原值全面接管中国投资银行的29个分、支行的137家同城营业网点，不良贷款率从14%骤然上升至36.8%。可见，该银行曾有过很重的政策性负担，目前的经营状况与这一负担不无关系，必须给予一定支持。

　　在我国的公司治理中有着一个特殊的逻辑：亏损等经营不善必须进行分类，一种是“政策性亏损”，另一种是“经营性亏损”；由国家施加“政策性负担”(如光大按照账面原值全面接管中国投资银行)造成的亏损为“政策性亏损”，这不应追究经营者的责任，相反还应给予政策性补贴。但是，信息不对称会使这一行事原则出现较大的问题：委托人(国有出资人)掌握的企业经营信息远不如代理人(企业经营者)，企业经营者一旦有了政策性负担的口实，往往倾向于将“经营性亏损”也归入“政策性亏损”，从而混淆监管与考核。

　　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便洞悉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公司治理中，“激励不相容”与“信息不对称”两个问题任何一个的解决都是形成良好治理的充分条件。如此，对于银行等一些应由国有经济继续主导的行业，“充分信息”就成为解决治理问题的关键。政策性负担、亏损、补贴最坏之处在于破坏充分信息，使企业利润等最终经营效绩难以成为考核和监管的依据，良好的治理也就无从谈起。

　　在银行业中，政策性补贴除了补偿历史负担之外，还执行着“隐性存款保险”的功能。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规范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央行在近期发布的《2006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坦言，“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隐性全额存款担保，国家事实上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这提示我们，在一个基本稳定运行的经济中，若不建立一种显性的存款保险规则，肯定会引发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隐性保险，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存款保险，一些银行出现问题很容易引起整个银行业的挤兑，任何国家只要有经济能力，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除了解除政策性负担，国家对于问题银行的支持难以避免。长期的全额“隐性存款保险”是一本糊涂账，我国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数额的银行存款账户，而“保费”却未向银行收取，以上均强化了这项制度的道德风险。

　　由此可见，破除国有资本频繁注资(或补贴)银行业的怪圈，一方面有赖于国家不再给具体银行施加政策性负担，最典型的是不再让“好银行”以账面原值兼并“坏银行”；另一方面是，需要改变国家独力负担存款保险责任的局面，实行国家、银行、存款人共同付费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基于金融业的特征，只有在显性存款保险“接棒”之后，直接的政府补贴才有退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