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蒋定之：构筑中国银行业有效监管体系

　　构筑中国银行业有效监管体系

　　——专访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

　　柏亮

　　编者按

　　随着我们的时间刻度指向2006年年底，改革和发展——中国银行业的这两个主旋律，与另一个重大命题——开放会聚在一起。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管体系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降低风险度；如何在开放的背景下实现中外资银行公平竞争的新市场格局？围绕这些重大话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

　　1 迎接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

　　截至2006年6月末，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964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9%。有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6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资金179亿美元。我国银行业机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10.5亿美元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的银行业开放一直是一个“倒计时”话题，今年12月11日是倒计时的终点。届时中国银行业将发生怎样的格局变化？银监会将如何规范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竞争？

　　蒋定之：今年12月11日后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这是中国兑现WTO承诺的重要内容，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新的里程碑。我们相信，有了前期大量基础性工作的扎实铺垫，中国银行业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一定会迎来一个中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合作双赢的新局面。

　　《第一财经日报》：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近来是个热点话题，甚至带有某些敏感色彩。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的力量如何估量？，如何评估银行业对外开放的作用？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略保证所谓的“金融安全”？

　　蒋定之：近年来，银监会认真履行入世承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在机构准入和业务准入、人民币客户对象和地域范围拓宽等方面实施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措施，鼓励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截至2006年6月末，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银行在我国24个城市设立了183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4家外资法人机构，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964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9%。有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6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资金179亿美元。

　　实践证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促进了银行业深化改革，有利于中资银行提高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方面我们坚持五项原则与标准，注重战略投资者对股东价值的贡献，推动境外战略投资者与股改银行的深层次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支持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机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10.5亿美元。

　　2竞争力和风险

　　三年多来，中国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从2003年底的8家增加到2006年6月末的55家，达标行资产占比相应从2003年末的0.56%增加到2006年6月末的71.6%。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持续实现“双下降”，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及占比从2003年底的2.10万亿元、17.9%下降到2006年6月末的1.78万亿元、7.8%

　　《第一财经日报》：从最近工行上市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境外投资者对工行的评价很高，中行上市后的情况亦是如此。这和几年前国际社会盛行的“中国银行崩溃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提高银行业竞争力方面，银监会成立以来做了哪些工作？您如何客观评价中国银行业目前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蒋定之：这一问题应该在国家宏观经济面和发展预期中寻找答案。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预期看好，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有信心，与此同时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有信心。从银监会来讲，一直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强化内部控制为核心，促进银行业体制、机制的改革。银监会坚持实施“抓两头、带中间”的银行业改革战略，大力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并以此带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在此过程中，坚持把引领银行业金融机构强化公司治理和内控约束作为推进银行业改革的重点，提出并督促落实“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要求，全面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建立健全资本监管制度，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标杆，努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已初步形成，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实行了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大型商业银行运营的安全性、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银行。截至2006年6月末，主要商业银行所有者权益达到13144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5143亿元，增长64.3%；工行、中行、建行、交行四家股改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均超过13%，基本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四家股改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了10%。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全面推开，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能力显著提高。截至2006年6月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12241.4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6662.1亿元，增长119%。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454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5217.3亿元，增长123.2%。

　　《第一财经日报》：不良贷款一度是外界对中国银行业的最大担忧，目前情况已有很大程度的化解。目前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如何评估？此外，银监会成立以来，对银行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哪些应对之策？

　　蒋定之：通过严密监控和认真处置各类风险，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已有所改善。银监会通过加强对不良贷款偏离度和迁徙率监测分析，严密监控不良贷款真实性及变化，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从当前情况看，防止不良资产反弹依然是监管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巩固改革成果的需要，也是提高银行业竞争力的需要。这几年，银监会深入开展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活动，查处了一大批多年的陈案，操作风险得到缓解。针对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和汇率机制改革带来的新变化，组织开展市场风险现场检查，推动商业银行重视和加强市场风险管理，同时积极排查和处置高风险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三年多来，中国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从2003年底的8家增加到2006年6月末的55家，达标行资产占比相应从2003年末的0.56%增加到2006年6月末的71.6%。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持续实现“双下降”，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及占比从2003年底的2.10万亿元、17.9%下降到2006年6月末的1.78万亿元、7.8%。不良贷款拨备缺口从2002年的1.6万亿元，减少到2006年6月末的4729亿元，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也有较大提高。

　　3提升专业监管能力

　　中国银行业监管能力建设与核心原则标准的差距，已从2002年底的88%缩小到2004年底的72%，预计到今年底可以进一步缩小到60%左右，正在向2012年基本达到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标准的目标积极推进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推进银行业改革、降低风险和推进对外开放外，银监会成立以来在监管方面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蒋定之：首先是确立并践行新的监管理念，不断提升专业监管能力。中国银监会成立伊始，即明确提出“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银行业监管新理念。三年多来，银监会认真遵循这一理念，制定并实施了《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和国际先进模式，建立完善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体系，改进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取得了监管能力建设的明显提升。对照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银监会每两年组织开展一次自我评估，中国银行业监管能力建设与核心原则标准的差距，已从2002年底的88%缩小到2004年底的72%，预计到今年底可以进一步缩小到60%左右，正在向2012年基本达到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标准的目标积极推进。

　　第二是着力建设审慎监管法规体系框架，确保银行业依法监管和合法稳健经营。银监会始终致力于加强银行业法规制度建设，以2003年12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基础，及时制定并公布实施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等200多个适应银行业审慎经营所急需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涉及到银行业市场准入、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诸多方面，涵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诸多领域。目前银行业运行规则和监管执法标准更加明确，初步构建了中国现代银行业审慎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奠定了银行业依法经营和依法监管的基础。

　　面对全球化的经营发展环境，持续创新应该是必由之路。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商业银行次级债券、金融衍生交易业务、资产证券化监管等管理办法，规范、指导和推动银行业创新活动。近年来，商业银行创新了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多币种、多期限个人理财产品以及投资于以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的境外代客理财产品，推出了外汇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的自营和代客业务，推广了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开展了资产证券化试点，设立了银行控股基金管理公司。银行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及创新产品的应用，改善了银行的收入结构、客户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促进了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4商业银行改革依旧“在路上”

　　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成功上市，成为公众持股银行，推动了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内控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应该说，国有商业银行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然，真正实现银行的战略转型，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银行还需接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交出了一份比较令人满意的财务数据答卷，这些数据其事实2003年商业银行改革的结果。您如何评价这场改革的整体效果？

　　蒋定之：始于2003年的这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一次非常关键而又艰难的改革实践。经过各方面努力，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形成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二是内部控制机制正在转变。按照现代银行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和控制，更加注重改革的整体推进，在加强总行层面改革的基础上，对分支机构实行组织架构改革和业务管理流程改造，使新体制、新机制逐步向全系统延伸。

　　三是业务创新步伐开始加快。结合落实与战略投资者合作协议，双方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合作进一步加强，业务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四是外部约束进一步加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成功上市，成为公众持股银行，推动了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内控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五是财务状况得到好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等财务指标有了明显改变，并呈现了较强的可持续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一改革成果得到了国内外的积极评价。应该说，国有商业银行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然，真正实现银行的战略转型，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银行还需接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开放“大限”过后，中资银行就要和外资银行在同一赛场上竞争了。这对中资银行而言，无疑是个挑战。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改革的任务其实尚未全部完成，您对中资商业银行有怎样的期望?

　　蒋定之：一是要继续深化公司治理改革。既要吸收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又要结合国情，保证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不仅“好看”，而且“好用”。要根据本行的比较优势，确定好明确清晰的发展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保持可持续的比较竞争优势。要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之间职能边界，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的制衡关系；树立股东价值和稳健经营理念，按照国际公众持股银行和境内外监管规则要求，推动董事会构成的专业化，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要建立健康的决策机制，依靠董事会集体决策，依靠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各专门委员会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基础。

　　二是要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改进内部审计制度，提高其独立性和有效性。加快推进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改革，按照扁平化、专业化和前、中、后台分离的原则，实行业务垂直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建立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防止不良资产反弹。

　　三是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加大制度、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增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和提高效率,将金融创新产品研发与定价、中台风险管控、后台管理信息系统支持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高创新能力。

　　四是要抓紧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人才资源，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特别是要完善高管选聘机制，建立职业经理队伍。

　　5构筑有效监管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入世过渡期将在今年12月全面结束，中国银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银监会将如何致力于构建中国银行业有效监管体系，并全面提高银行业创新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能力？

　　蒋定之：首先是，进一步推进银行业改革发展。坚持用改革发展的眼光审视银行业监管工作，认真研究解决影响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各种问题，加强对改革时期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类监管，进一步发挥监管对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加强监管指导和考核评价，深化大型银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加速推进我国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进程，重点督促大型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和强化内控建设，优化业务和管理流程，提高内部运作效率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缩小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推进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实行战略事业部制，实现由“部门银行”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银行”的转变，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增强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快信息科技建设，构筑全面涵盖各项业务领域的信息系统，加大信息科技风险管控，为业务发展创造良好平台。深入研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进一步推进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机构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挥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其次是进一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为适应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刚刚通过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充分体现了全面兑现承诺、依法对外开放、鼓励公平竞争、加强审慎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稳健的原则，我们将据此按照承诺向外资银行开放对中国居民个人的人民币业务，并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第三是进一步推进银行业监管法规建设。监管法规建设是推进有效银行业监管的基础，也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在我国银行业及经济社会改革转型时期，健康信用环境尚需努力创造的情况下，加强法规建设尤其紧迫。前一阶段，银监会对现有的500多项银行业监管法规文件进行了分类整理，采取上下联动的办法全面开展法规清理，以此保证中国银行业监管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下一步，银监会将着眼于监管法规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前瞻性和有效性，重点在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息科技风险等方面，制定科学的立法规划，加大监管法规更新、完善力度，同时及时总结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国际会计准则32号与39号以及美国萨班斯法案出台后对银行业发展和监管的影响以及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行之有效的做法，全面建立既符合国情又适应国际监管趋势、既覆盖全面又便于操作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法规体系。

　　第四，进一步推进银行业监管能力建设。结合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进展和新经验，深入开展中国银行业发展与监管重大课题的研究，加强监管、改革措施与外部环境的联动配合。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评级及预警结果实施分类监管，有效利用监管资源，实施科学监管，认真实施《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全面运用监管信息系统，不断完善风险监管方法、流程和手段，提高非现场监管专业化水平和现场检查的精确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深化资本监管，研究制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监管政策、指引和措施，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内部评级工程，构建符合新资本协议要求的风险管理体系。

　　最后，进一步推进银行业创新步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银行业创新发展是提高我国银行业整体竞争能力的必然路径。银监会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自身风险偏好和风险管控能力，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通过健全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与自主相结合的金融创新机制，引导银行业改善对“三农”、高新技术、小企业的信贷服务，促进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银行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银监会还将在有效监管和建立防火墙制度的前提下，允许商业银行以控股公司模式跨行业经营试点，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消费类综合金融服务，稳步推进业务交叉、联合和股权投资，积极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逐步开发规避信用和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全面推进我国充满活力并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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