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人民给中国人民银行上的一课

　　谁都说中国的金融改革难，小额信贷这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难在于改革设计者们缺乏常识和民本意识。事实上，官员们大可不必组织一批批考察团到“比中国更落后”的孟加拉学习，他们也完全可以俯首向中国农民学习

　　□文 高昱

　　最近，北京经济圈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国际小额信贷运动领袖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在被授予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不到10天后即抵京参加“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应该说，中国金融界对这位被称为100多年来最实至名归、击败了芬兰和印尼总统及爱尔兰摇滚明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是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研讨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多名金融高官到会，博士还获得了与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和行长助理易纲见面并共进午餐的机会。但没有人想到，孟加拉人很不给大国领导们面子。

　　尤努斯博士首先用数字对比“贬低”了主人：目前亚洲的小额信贷受惠者有8500万人，其中5000万是孟加拉和印度的穷苦农民，而中国这个拥有9亿农民的国家，只有10万人受到小额信贷的帮助。他用一连串的反问鞭打着台下反复学习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六中全会精神的中国金融高官们：“中国有多少穷人？小额信贷在中国做起来很难吗？中国穷人的信用(相比孟加拉和印度农民)就那么差吗？”

　　然后，博士的矛头直指中国对小额信贷奉行的“只贷不存”原则，“是目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最大障碍”，等于“锯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这位从1976年开始实践小额信贷银行、被认为“世界上最懂得如何用经济手段帮助穷人脱贫”的美国留学归国人员，将中国的小额信贷政策称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度设计”。

　　面对尤努斯的批评，央行和银监会官员们显然准备不足，他们不断强调中国国情，大致谈了三点回应：一，尤努斯的数字不对，中国农村信用社已经解决了6700万家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占有贷款需求农户的33%；二，中国已明确界定了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的性质，尤努斯所介绍的国际经验是否都要引入中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研究”；三，目前没有依据来监管小额信贷，连是归央行管还是由银监会负责都不明确，缺乏法律授权。

　　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政治素质不够过硬，没有学好“三个代表”和六中全会《决定》，更不够了解真正的中国国情。关于数字，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直截了当地说：“(央行官员提出的)这个数字水分很大，贷款的用途也值得商榷。”关于“国际经验”不符合中国的政策现实，这话由言必称“金融改革要向国际规则和经验接轨”的中国金融官员说出来多少有些怪异，难道只是因为在孟加拉那么成功，就不是他们眼中值得接轨的“国际规则和经验”了吗？至于监管无法可依，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民间尝试，在实践中找到改革真正有效的路径呢？

　　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中国从1994年开展小额信贷，目前大致有四种模式，一是由政府直接划拨经费给扶贫基金，发放小额信贷，但这种做法首先不是市场经济手段，无偿划拨的扶贫资金浪费、贪污和挪用严重，即使有小部分终于到了农民手里，也无法在乡村培育信贷信用意识；第二种是由国际捐赠方式形成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相对监管较好，但常常缺乏后续资金，捐款花完，项目也就完了；第三种是由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提供小额信贷，但这样的支农资金截留严重，推广情况不理想，农信社还背上了巨额坏账；第四种是去年10月开始，央行在山西等5省区开展小额信贷公司试点，但为防范金融风险，只能由私人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这样的试点简直在坐等“活雷锋”，与守株待兔的古人不遑多让。

　　中国的金融改革精英们12年之功设计出的这么四种小额信贷路径和制度，无用得让国人痛心。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虚心向比美国更近的孟加拉学习？从1976年借给42个赤贫农妇的27美元贷款开始，经过30年的努力，孟加拉乡村银行目前服务网络遍及46620个村庄，拥有1277个分行、12546个员工，已然惠及400多万借款者，其中96%为妇女，还款率高达98.89%。孟加拉人创建了向贫农发放小额贷款的整套成熟金融模式，比如充分利用村社力量，将单独的借贷者组成小组，小组成员对任何成员不能归还的贷款负有责任，因此这种制度促使小组成员间相互监督并排除那些风险很高的个人成为贷款对象。这种有些中国传统“连坐”性质的自治式监管，不是更有效率和更符合中国国情吗？

　　事实上，官员们大可不必组织一批批考察团到“比中国更落后”的孟加拉学习，他们也完全可以俯首向中国农民学习。本刊2005年曾报道过济南市历城区港沟镇神武村农民李允成“12年无一笔呆坏账”的民间借贷故事，而港沟镇信用社，从1990年代初到2005年，呆滞贷款共计100多笔，涉及贷款金额超过900万元。有智慧的不只这位山东老农民，南方的多种民间“标会”，不仅对当地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贡献超过正规银行，坏账也少之又少。

　　谁都说中国的金融改革难，小额信贷这一个侧面至少告诉我们，这个难，难就难在改革设计者们缺乏常识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本意识。让我们听听尤努斯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讲坛上向英杰们发表的演讲：“经济学教授动辄就谈几十亿美元的数额，谈国家规划、产业发展。然而，在与校园只有一墙之隔的农村，人们为每天挣几分钱而受到盘剥，无法摆脱贫困。不用谈什么几十亿美元，区区几美元小额贷款就能帮他们摆脱贫困。”

　　他还说：“信贷权是人权，它为穷人创造出其他权利。”这样的人，中国的9亿农民会很乐意每人每年集资1元钱请他到中国来当央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