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银行的幸抑或不幸

　　乐观的人们也许过于乐观了,民生银行的幸抑或不幸似乎在短期内还很难明朗,但民营企业家们却总是让那些对民企抱有希望的人们失望,这才是民生之大不幸

　　文/陈锐

　　也许没有哪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改选,会像民生银行这样吸引如此众多舆论和公众的目光。各大主流财经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就刘永好未能当选民生银行董事发表各自看法,而所谓“落选之谜”的频频曝出,更是引起了各界的多种猜测和联想。其实,哪有什么难解之谜,无非是一些基于利益的股东权力之争,而这些事情在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改选中都会发生。可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与民生银行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如此剧烈的化学反应。

　　民生银行的幸事？

　　7月17日,民生银行的新一届董事会名单出炉。这份名单被外界视为“民生教父”经叔平退隐之后民生银行能否实现权力平稳交接的关键。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之前曾连任三届民生银行副董事长的刘永好并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刘永好控制的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民生银行约6.08亿股限售流通股,持股比例为5.98%。作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其实际控制人却未能进入董事会,外界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惊讶。但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刘永好的此次落选,对民生银行来说也许未必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幸事——这可以被视为其战略重新定位的标志,并体现了一种比较明显的市场符号。更有人乐观预测,民生银行正在日渐脱离股东的绝对掌控,按照自己的战略目标在发展,而不是仅仅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融资工具。

　　其实,相关人士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乐观的看法,主要是因为在多数人眼中,国内民营企业家投资于金融机构,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获取国内金融业快速成长所带来的高收益,但更为重要的目的则是,通过控制金融机构以便为自己经营的实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渠道。如此,金融机构也就成了民营企业家实现自身战略扩张的工具。而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民营企业自身的风险通过金融机构被成倍放大,当企业出现危机的时候,被其控制的金融机构也就被一并拖入深渊,并由此引起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德隆系的崩溃即是这一民企金融战略失败最为典型的案例。

　　民营企业家入主金融机构所隐含的巨大道德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国内民营银行业的发展。一件件恶例给了政府监管部门以更多限制民营银行发展的口实,从而导致的结果是:尽管各界都在竭力呼吁放宽民营银行的准入限制,但在政策方面却始终无法实现突破,民营银行业一直依靠民生银行这支试验标杆来独撑。

　　从这种角度来看,刘永好的此次落选的确对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民生银行来说是件好事情。更让人们抱有乐观看法的是,在民生银行董事会的此次改选中,一直以职业银行家形象出现的董文标当选了民生银行的董事长,而曾任汇丰银行中国区总裁的王世被董事会任命为行长。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职业银行家为首的专家型管理团队已经确立了在民生银行的主导地位,这必然会有力推动民生银行更快走向独立化和专业化。对此,民生银行的高层人士也持同样的观点:刘永好的退出对民生银行来说未必是坏事,虽然这并不能说明希望系的控制力被削弱了,但民生银行未来的发展则更多要由以董文标为首的公司经营管理层来决定。

　　对民生银行所抱有的乐观,从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对其董事会改选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民生银行新董事会名单出炉之后,多家投资机构和券商纷纷对民生银行做了相应的调研评级,大部分专业人士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新的管理层将会推动民生银行继续进行业务转型和业务架构的调整,逐步消化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风险,预期和定位将愈发清晰。申银万国甚至给出了2006年民生银行可实现20%的规模增长和30%的净利润增长的非常好的业绩预测。

　　银河证券的分析也认为,刘永好的落选预示着民生银行决策机制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两大改变,一是刘的卸任,将使民生银行重大决策的主导权发生偏移,管理层的意见将被更多采纳;二是新入选董事会的苏庆赞系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的会员,具有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的背景,而顶替刘永好成为希望投资唯一代表的王航也有香港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的任职经历。这些专业人士的加盟无疑会提升民生银行决策层的知识层次,而多名有海外背景的人士进入董事会也为其开展海外业务与海外上市埋下了伏笔。

　　如果上述的这些都能成为事实,那么也许大多数人都会为民生银行的此次董事会改选叫好。作为民营银行业发展的路标,人们更乐见民生银行的发展能更加健康和成熟,从而为中国民营银行业的未来做出良好示范,在更大程度上助推中国整体银行业的进步。可是现实似乎并不如一些人想象的乐观。

　　民生之不幸

　　民生银行早在成立之初,就由于股权过于分散,而不被一些人士看好。但出于平衡各方利益的考虑,入股的民营企业都被限制了持股比例上限,从而形成股东势力上的均衡。但也正是这种势均力敌的持股政策,为以后股东之间的矛盾和权力争斗埋下了伏笔。

　　曾有媒体说,民生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陷入了永无休止的争夺与计谋之中。其中,以刘永好为代表的“希望系”与张宏伟为领袖的“东方系”更是全力拼争第一大股东达数年之久。而在是次董事会改选中,张宏伟依然能稳坐副董事长的职位,这与刘永好的落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人们开始意识到,股东之间权力争斗的加剧也许会让业内人士的美好愿望落空。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企业组织,其股东的投资额在总的资产构成中占有很低的比例,而其绝大部分资产则来自于负债,即公众储蓄。高财务杠杆导致了股东投资在风险和收益上的非对称性,从而也潜藏了巨大的股东道德风险。

　　由于商业银行涉及重大的相关者利益,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因此商业银行的治理也更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而不是奉行股东中心主义。但是,这一点在国内商业银行的治理中表现的并不突出。比如对于商业银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证监会并未做出不同于其他类上市公司的差别性规定。目前在民生银行董事会的18名董事中,股东董事占了9席,而独立董事只有6席,仅仅满足于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证监会规定。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独立董事就可以从根本上制衡股东的权力,但董事会结构上的缺陷至少在某种程度影响了制度的有效性,甚至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游戏规则的形成和固化。从此前民生银行公开披露的信息看,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新希望在该行没有一分钱的贷款,这也为刘永好在行内赢得了上佳的口碑。但刘永好的良好表现也与其他大股东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根据民生银行2005年年报,包括第二大股东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都有数量不等的贷款。

　　民生银行的一位内部人士就曾对媒体表示,股东与民生银行有贷款关系是明显的关联交易,而有贷款的股东都说自己与民生银行的交易是公开透明的,但时至今日,最早的有些股东的出资还是从民生银行贷的款,以至于这些股权的性质不清,使得民生银行一到海外上市便被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所指责,甚至影响了其海外上市进程。而此次董事会改选,刘永好的被排挤就颇有些耐人寻味。

　　其实,早就有消息说,以前民生银行与股东之间有着相当多的关联交易,而且由于监管不到位,出现了许多不公允的情形,而这些资产也形成了非常高的不良资产率。刘永好作为第一大股东却不在民生银行贷款,并反对股东与民生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这种做法自然会使其他股东心里非常不舒服。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良币”终被挤出似乎是无法改变的铁律,刘永好在此次董事会改选中遭到排挤的猜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说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董事会无疑是公司治理制度完善的关键。虽然专业投资机构一直非常看好民生银行,但民生银行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却一直差强人意。与招商银行相比,同样是四十多亿的流通股,可民生银行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却与招商银行相差近一倍,这不能不说这其中包含了公司治理缺陷的价格折扣,而在董事会内部股东之间的权力博弈可以说是这一治理缺陷的关键。

　　乐观的人们也许过于乐观了,民生银行的幸抑或不幸似乎在短期内还很难明朗,但民营企业家们却总是让那些对民企抱有希望的人们失望,这才是民生之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