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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
在今年4月曾犯过事的的三菱东京日联深圳分行，近日又撞到了枪口上。据媒体报道，该行因涉嫌在2003年给予深圳三九企业集团相关企业高达140亿日元的融资，被国内金融监管当局罚款28亿日元。
全球最大的银行成为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惯犯”，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适应公司治理透明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国内监管机构不惜自曝家丑，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几乎都不同程度的爆出了一些大案要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的外资金融机构看上去却很祥和，除了在央行反洗钱风暴中刮倒一两个之外，难觅违规外资金融机构身影。此次三菱东京深圳分行因陈年旧账再次涉案，并不是因为该行有多狡猾，手段有多高明，因为简单的贷存比计算就可查出该行违规的事实，实则是因为此前国内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某些制度盲点。
在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中，对外资银行一向注重合规性监管，而忽视风险性监管。注册资本、总资产、营运资金等硬指标一个都不能少，但对于内控机制、操作流程，管理水平等“软件”却相对忽视，缺乏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来判断外资银行的风险状况，结果进入国内的外资金融机构个个牌子大、名头响，但有些“大牌”违起规来同样也是毫不含糊。因为，这些大牌国际金融机构完全有可能利用其蛛网般的分支机构和复杂业务流程，以及在监管者心目中天然强化的优势地位违规作业，来攫取非法利润。
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加深，金融机构的风险有增无减，传统的监管方式呈现出严重缺陷，已无法满足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些年连续发生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巴林银行和大和银行事件，充分反映了一些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对风险监管的不力。有鉴于此，目前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皆对本国的外资银行监管法规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充实了风险监管的内容，改进了风险监管的手段。在美国，为保证对外资银行经营活动的有力监管，自1994年以来，风险管理在对外资银行实施的系列检查中居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地位。
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起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机制。“门槛”是必需，但已非最重要，外资银行“进门”后的行为规范、日常举止，这才是国内监管当局所要着力的工作重点。在当前人民币升值、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复杂宏观形势下，尤其要卡好外资金融机构这道“阀门”，至少不能让它们添乱。在审慎监管制度下，监管当局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应覆盖银行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如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贷款集中性、内部控制、衍生产品交易等。
依照法律对违规外资金融机构课以重罚，这是好事。但如果在类似事件上过于“低调”，可能反而会使执行效果打些折扣。同样是处罚知名国际金融机构，欧美金融监管当局一直是相当高调，往往是这些机构出事后按章办事并对外公布，而我们有关方面对此似乎讳莫如深。监管当局如此，被罚机构更有理由推脱。在三菱东京银行深圳分行违规事实两次被媒体曝光后，该行都是以类似“监管当局没有就此事表态，不便接受采访”为由，将“皮球”踢给了有关方面，这确实不是个好现象。外资金融机构如有违规之举，公众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既警醒了同行，也让违规者接受了社会公众监督，客观上也是对监管的一道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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