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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浪 发自衡阳、长沙
“这种事并不只是我们行有，在资产处置过程中，很普遍。”农业银行衡南县支行(下称“衡南农行”)王姓负责人如是说。
与王的态度相对应的是一个叫冯卫东的男子的愁苦表情。
冯曾花钱买下一笔资产债权，原本期望借此发点财，不曾想，由于银行在最初剥离资产时有造假行为，致使老冯的发财梦成为了泡影。此事正肇始于衡南农行。
百处假印章
冯卫东有些后悔自己当时的“贪心”。
2004 年11 月22 日，一个叫谢东北的人通过公开竞拍的形式，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下称“长城公司长沙办事处”)手中拍得债权剩余总额为1.55亿元的“资产包”，这笔资产由衡南农行2000年6月向长城公司长沙办事处转移。
2004年12月4日，冯卫东从谢东北手中购得“资产包”中一笔本息总额为885.7433万元(本金509.6 万元，利息376.1433 万元)的债权，欠债单位为一家名为衡南华丰毛制品厂(原衡南县泉溪镇猪鬃加工厂，下称“衡南猪鬃厂”)的乡镇企业。
“我自己就是这个镇的人，对这家企业很了解。”对于当时想通过购买债权方式控制该厂的意图，冯卫东并不掩饰，正是因为对这家工厂的了解，按照他的盘算，如果一切顺利，衡南猪鬃厂不久将成为他自己的资产，“当时觉得是很合算的。”
但后面的事让他始料未及。
购得债权四天后，“12月8日,我带着相关资料到衡南猪鬃厂主张权利，核对凭证账目，债务人发现历年所借衡南农行贷款本金余额没有509.6万元；最主要的债权转移确认书债务人自己未曾办理。”这一“发现”让冯卫东大为震惊。
随后，根据衡南猪鬃厂的相关指认，冯卫东发现，他所购得的相关债权资料中，至少有2份总额为50万元的贷款凭证的贷款时间被提前了，29份借款合同中的28份存在造假嫌疑，同时，衡南猪鬃厂由此拒绝履行任何还贷义务，并拒绝出具相关账目。
2004 年12 月11 日至13日,冯卫东与衡南猪鬃厂法人代表颜华先后多次到衡南农行，要求核对债权真伪和借款余额对账单等，未得到银行方面配合。随后，衡南县公安局介入调查，对贷款凭证等相关票据进行了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得出的结论是：检材与样本材料上加盖的泉溪猪鬃加工厂公章印及颜登社、邓玉生、颜华三人私章印不同。这无疑是个让冯卫东难堪的结果，这四枚私刻的印章，先后出现在至少2份借款凭证、28份借款合同和1份(一式三份的)债权转让确认通知书上，这一百多处假印章宣告了冯卫东的如意算盘全盘落空。
“多剥快剥”
眼睁睁望着自己盘算中的“肥肉”却“吃”不到，冯卫东颇感沮丧。在与谢东北、衡南农行协商未果后，他先后向农行衡阳分行(下称“衡阳农行”)、农行湖南省分行(下称“湖南农行”)和衡阳市银监局、湖南省银监局等相关方面反映了情况，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
在《第一财经日报》得到的一份由衡南农行向衡阳农行和湖南农行提交的《关于衡南县泉溪猪鬃厂贷款剥离情况的汇报》中称，“债权人冯卫东取得债权后，并不是以清收处理企业不良贷款为目的，而是就我行剥离中存在瑕疵的问题对农行进行要挟”。
汇报材料同时对“瑕疵”作了详细的描述：2000年农行对企业不良贷款剥离时，衡南县委、县政府要求“尽可能更多地争取剥离指标，减轻当地经济负担”，“对可剥非剥的不良贷款要创造条件尽量多剥、快剥”，因此，剥离经办人员将衡南猪鬃厂“其中两笔借款凭证的时间提前到(19)93年重新办据，其中1997年3月21日贷款30 万元改为1993 年3 月21日贷款。1996年1月30日贷款 20 万元，改为1993 年1 月30 日贷款，共计50万元”。同时，因为衡南猪鬃厂早已关停倒闭，经办人员“只好采取了变通手段，为企业雕刻公私章，并为企业的剥离进行确权”。并由此认为，“剥离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个人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对于28份有造假嫌疑的借款合同，该行也以贷款余额总额相符为由，认定“均属事实”。
衡阳农行向湖南农行提交的《关于冯卫东所反映问题的情况报告》中，也与衡南农行持相同论调。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衡南农行不良资产经营部的黄君龙提出了新的说法，当初重新补填材料，是因为衡南农行泉溪营业所曾经遭受洪水浸泡，许多原始凭证都被水泡坏了，无法复原。但上述王姓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却否认了此种说法。
“那个经办人1996年才到(衡南农行泉溪)营业所来工作，怎么可能会在1993年的贷款凭证上签字？”衡南华丰毛制品厂如今的厂长颜华回忆起当时发现债务破绽时的神色有些得意和庆幸。正是有了这个发现，颜华由此认定冯卫东手里的债权资料等同于一堆废纸，“28份贷款合同都是假的，我怎么知道其他的贷款是真的还是假的？”
颜华同时证明，自己从1982年至今一直在该厂工作,工厂从未倒闭过，并出具了书面证明。他对记者表示，对于这些债务，他承认应该在衡南农行贷了大约470万元,但衡南猪鬃厂现在“一笔都不会认”，他同时表示，“银行是最要讲信用的单位，现在他们造假，不会相信银行了。”
司空见惯？
《第一财经日报》随后在长城公司长沙办事处资产经营三部了解到，按照相关的程序，银行在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时，资产管理公司需要进行确权，并对相关的账目进行核对的清查。据该部政策性资产处置经办人杨万勇介绍，由于这部分工作量大，工作人员少，往往只进行书面上的资料审核，余额总数对了就可以，因此，尽管知道其中有作假的可能性。但“在审核的过程中很难发现出作假的情况”。
长城公司长沙办事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根据他多年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了解，在资产处置过程中，银行造假的行为正如衡南农行方面所称，“不止一家”，甚至可以称作“司空见惯”，“不过一般被发现后，银行都会出来自己摆平的”，他认为，冯卫东只能说是“运气”太差。据了解，衡南农行经办此事的原任行长傅志坚因刑事犯罪已在狱中服刑，在记者调查过程中，银行方面绝大多数均以“不知情”为由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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