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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控股广发银行的意图被否定，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在这个案例中，根本不存在媒体所描述的“备受争议”的情况。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条例非常明确，境外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25%不仅是一个比例的上限，而是用来确定银行归属的属性问题。如果跃过25%，这家金融机构就会被当作外资金融机构来进行管理，它的运行、经营范围、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都会发生变化——很显然，这并非中国政府所能接受。
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金融资产贱卖不贱卖的问题，也不是银行业该不该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问题，这个案例的核心在于规则应该是可信的，而非朝三暮四的；规则应该是公平的，而非厚此薄彼的；规则应该是为着公共利益的，而非自我获利的。因此，如果说前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于“破”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之时，理当将立法立规摆放到更高的战略位置予以重视和推进。
现在，花旗意图控股广发这一事件，终于有了尘埃落定的说法，我们对此事态关注的重心也应随之发生相应的转移。归根结底，就其规则本身的合理性而言，我们也确实认为，中国银行业也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过度管制，以及国有资本对于控股权的过分强调极易造成制度性折扣的付出等弊端。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作为主线贯穿其间，这个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教训是，由于长期存在轻改制、重融资的风气，因而难以达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反而因为不完善的放权让利，滋生出大量所有权混乱以及内部人控制现象。
因此，以2003年底开始的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标志，金融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通过企业改制，促成企业制度实质性转变，成为本轮改革的首要任务。虽然改革终于开始逼近问题的实质，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一过程仍然存在大量根本性的难题需要克服。
曾有学者悲观地论断：“可以断言的是，即使国有大银行上市，只要银行的产权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政府占大股，经营决策权由国有大股东的代理人来决定，就难以提高效率。”无论如何，比照内地股市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甚或类似中航油之类海外上市公司的猝然死亡，类似担心至少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就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上市更侧重解决的是对企业经营人员的激励和约束，而至于如何实现假定中的国资代表(汇金公司、财政部、国资委以及地方政府)与国家以及全民利益的一致性，依然缺乏有说服力的逻辑和足够的体制保障。
除此之外，中国银行业改革另一个挑战性的课题是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竞争格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所导致的效率低下，转型阶段中国银行市场寡头垄断，其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侵害则在于，由于缺乏有效的参照系，评估主管官员和企业经理的绩效将会陷于重重困难，并最终使得外部监督无所依从。更有甚者，根据奥尔森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如果利益集团的数目足够少，那么集团就有充分的激励去影响政策制定者，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监管制度。
但是就此问题需要权衡的两难是，政府是要追求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国民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在银行这一特殊市场中，充分竞争会否同样导致巨大的外部不经济？很显然，这也是目前所进行的银行产权改革所需要回答和解决的。
上述难点的形成首先来自观念中对于战略性行业、垄断性行业国有属性的理解，以及对渐进式改革方式的继承、对进展过快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顾虑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些待解的重大悬疑的继续存在，使得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表述，尤为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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