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桑彩
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建设银行正在准备适度下调存款利率，央行已经允许了建行的试点。这个消息虽然没得到建行方面的确认。但这无疑显示了，国有商业银行在大量的存贷差，造成了“流动性积压”的局面，不得不寻找各种招数来摆脱这一局面。
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复杂性来说，利率管制将作为一项重要的防卫型政策肯定会存在很长时间。利率管制的意义也许不在中国资本账户管制之下(前者是控制国内的竞争风险，后者是防止国外资本的冲击型风险)。中国的利率管制是控制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银行可以在这个控制原则下进行利率自由化)，原因是防止银行间残酷的竞争引发的“道德风险”：银行用利率作为招揽客户资源的手段，导致承当更大的风险。但就效果而言，贷款利率的自由化的程度要远远好于存款自由化。银行已经开始学会了对放贷企业进行严厉的信贷审查和利率甄别，但银行还是不敢下浮存款利率，它们害怕会吓跑存款人，让其他的银行分流了存款资源。
建行的试点行动消息的出现，一方面表达了在流动性大量积压的情况下，银行有某种实施存款利率自由化行动的可能。今年的利率倒挂特别剧烈，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水平(以央行票据来算)只有1.80%，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2.25%,造成了可观的利差损。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中国银行的金融生态进入了一个蕴涵突变意义的时代。
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是，银行保护期的结束。保护期的压力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加快了大型国有银行的注资、引进外资、治理结构再造、推动上市，以及银行牌照资源的优化，如一些地方性银行和农信社的改革。还有对银行业税收的减免，通过削减银行税收的方式来返还银行的利润，扩充银行的资本金，增强银行的盈利性和自生能力。甚至可以再引入外资的时候，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
举一个例子，尽管目前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但去掉20%征收比例的利息税，大约就在1.80%附近，和目前的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水平大致相当。可以这样考虑，如果推动银行存款利率自由化，将存款利率下降到1.8%以下，同时取消利息税，那就意味着不仅可以改变利率倒挂的局面，同时，还巧妙地将利息税进入银行的口袋。而这种策略，从目前的状态看，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利息税已经遭到了很强诟病，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在刺激内需刺激消费方面的无效税种，因为它不具备累进性，对中小储户不利。而且利息税导致储户的储蓄资金更多地以活期存款的面目出现，这提高了对银行提现导致的冲击风险。所以成为银行利润流，增强银行应对外来冲击是其更为充足的理由。
建行试点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消息也透露出，熙熙攘攘的加息呼声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的呼吁是比较流于表面的。就在今年2月份时，我们还忧虑CPI的萎靡不振，但到中国GDP的一季度增长率为10.2%的时候，加息的呼声突然就发作了。而上调存款准备金也是要遏制银行间市场过剩的资金流动以及通过乘数收缩效应，减少货币供应量，进而降低经济的热度。
但是否中国经济真的到了需要通过利率手段进行降温的程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简单地说，数据有些矛盾，比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率是支持过热的(在任何时候这个数据都似乎说明中国经济过热)，但CPI指数却是不支持的(甚至让人觉得有点通缩)。另外，货币投放指标一季度达到了全面的一半，流动性积压严重很重要的原因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反映的是中国出口能力的强盛，而出口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推想下来，流动性积压的问题不是利率问题，而是汇率问题。或许对付经济过热，对付引入的通货膨胀，汇率要远远比利率有效。
实际上，建行的试点行动可以看作是探测基准的存款利率的一个重要的市场化步骤，可以推测，基准的存款利率应该一路低下去，均衡点应该是一个低得比较深的位置。而利息税可以会被取消，转化成银行的利润。而加息行为目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需要观察较长的一段时间。同时，如果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例如地方领导人换届带来的地方经济扩张和宏观控制模式的减弱，那么，就更清楚，加息并不能快速地解决过热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