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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 叶檀
政府要为银行解困，还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撰文指出：至少还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05年我国GDP的1／6。
3万亿注资就能解决中国银行业现存的问题吗？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从1998年至今
，政府顶着巨大的压力动用外汇储备，至少向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支付了3.57万亿元。结果如何？中国的银行部门依然处于危险境地，据陈小宪文中的数据，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40%。考虑到剥离旧账之后的回收效率，以及关注与可疑类贷款不可遏制的上涨势头，不良贷款的比例有可能还会上升。只要经营体制不改，即便再给国内银行3万亿甚至是6万亿，恐怕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陈小宪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计划处处长、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副局长等职，也曾在中国最像商业银行的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任职，虽然没有跳出体制的三界外，也算是从体制内滑到了中间地带，想必对于楚汉两方的形势了然于心。
政府给金融机构支付巨额成本，其理由不外乎用成本买回先进的市场体制，一次性支付成本就是为了杜绝将来无休无止的支付。但问题在于，被逼无奈，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下不为例”的表态下进行注资、剥离，银行与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拔河游戏未有决胜之期。
中信银行拥有背靠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的优势，拥有证券、投行等诸多业务。中信银行虽然属于国内经营状况较好、体制较灵活的银行，但陈小宪坦承，与国外银行相比差距极大，首先是零售业务不发达，希望能够达到20%以上，这也是工行、招行等银行的目标。其次是不良贷款余额虽然从2004年末占比5.96%下降到4%以下，接近上市银行水平，但在拔备等方面仍然不足。
要达到银行的良性商业化经营，中信银行选择的是一条建行、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的老路：即由外在力量注资，吸引国际优秀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改善经营状况，而后通过海外或者香港上市补充资本金。只不过，细节上有所不同，注资者从政府变成了中信集团，战略投资者从多家变成了一家。2003年底，中信集团60亿元注资中信银行，2004年继续注资25亿元。此外，中信集团还将利润全部返还，用于转增资本金。
如果中信能够彻底走出行政管理模式，摆脱旧有路径的约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但前提必须是彻底的市场化运作，而不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之后继续以往的半市场、半行政的蝙蝠路线。我们也可以借由中信银行或者招商银行这样商业银行的改制，给银行改制过程中的种种纷争做一个实验。
以往上市的国有银行的前车之鉴，就是行政尾巴难遂市场之愿。如成立董事会之后，管理人员仍然进入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序列，银行间的高官实行任命制------造成的局面就是在市场化的经营体制内部仍然包裹了行政体制的坚硬内核。
中行开平支行资金被盗案、河松街支行案、双鸭山市中行四马路支行案，一个个如此肆无忌惮的案件，如果还可以推脱为旧体制后遗症的话，那么，中银香港、前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案，总不能拿外部监管不到位作托辞。事实上，从这些案件来看，不良的内部机制仍然是在海外上市银行发生资金流失的主要原因。
海外上市有成功不成功之别，市场自律与他律密不可分，国企对于上市的过分迷恋曾导致国内资本市场成为圈钱地，而放弃自律一味寄希望于他律是对自身责任的放纵，说得严重一些，是对民族长远经济利益的渺视。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国内银行能建立硬约束体制，除非能够杜绝像国企政策性破产这样给银行不良贷款增长以口实的政策性负债，新的注资行为最好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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