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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群/文
近期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贱卖”的讨论，社会之所以关注，一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经济当中具有历史形成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力；二是近年来国家动用了数万亿的国民财富积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损失，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三是按照目前的改革路径，对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能够避免重蹈覆辙而健康发展存有普遍的疑虑；四是质疑银行
改革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平衡影响价格公平性。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民经济的渗透度远高于正常经济体系，追本溯源来自二十五年前的国有企业定额流动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专业银行贷款的制度变化，造成多数国有企业长期得不到资本补充，对银行负债过度依赖。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变化，破坏了正常的企业发展资本约束文化和惯例，在缺乏资本约束下，在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管理层领导下，企业和银行发展都只追求近期政绩，远期风险被有意忽略了，加大了银行贷款的风险，这是近二十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持续攀升的主要根源之一，但不是惟一原因。
从社会信用环境的角度考察，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和外部都缺乏对不良贷款形成的道德约束和法律惩处，银行贷款被看作是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品，国家近几年数万亿的付出实际上就是迫不得已对假公共品买单，国内纳税人做出了巨大的承担。从银行经营管理的层面考察，高层管理人员的任用标准和程序的过分行政化，人格化股东缺位造成的信息低透明度和预算软约束，进一步加剧了对即期政绩的追逐和对远期风险的漠视，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人均收入和工作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其经营效益持续低下，坏账损失持续扩大，对其管理层少有追究反而全部由纳税人来负担，在直观的层面上社会公众很难接受。
监管部门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无疑有利于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但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如果忽略对内、特别是创造条件对中国居民和私有企业的开放，自然会带来不公平开放条件下国有银行股权“贱卖”的质疑。
客观地讲，建行和交行在香港上市，在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购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投资者由于外汇管制的因素，没有被赋予选择购买的权利。反过来在中国金融监管实践中，一直以来监管所有权严于监管经营权，主要是在所有权问题上的传统意识和传统监管方式所决定的，造成对居民和私有企业投资金融股权过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创造条件加大对内开放，鼓励居民和私有企业平等参与投资金融股权，特别是几十年来依赖爱国储蓄生存、依赖居民纳税解困、国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有利于把国内储蓄引导、转化为投资这样一个宏观政策的落实，降低整体金融风险。
开放才是解决“贱卖”争论的治本之举。
(作者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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