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境外上市反思

    特约撰稿人 陈澍

　　建设银行终于在香港上市成功，这是中国四大行境外上市的头炮，同时也创下一堆记录。

　　但上市不是终点反而是起点，IPO仅仅是耗时三年的四大行股改提交的第一份成绩卷。

　　继建设银行后其它三大银行的股改也进入高潮，建行上市给他们带来什么启示？

　　10月27日上午10时，港交所内人头攒动，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等央行高官也亲自到港交所为建行助阵。作为中国内地国有四大行境外上市的头炮，建行上市从一开始就格外引人注目，况且这只堪称航空母舰级的股票创下了一堆记录。

　　★4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IPO个案；

　　★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类IPO；

　　★我国企业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

　　规模，规模，规模。建行或者说在规模以外吸引投资者的还有什么？而境外IPO对中国国有四大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并无惊喜的首发式

　　超强的人气并没有带动建行股价上涨。作为本年度全球最大上市集资活动，也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实现境外上市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0939 HK)10月28日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尽管国际配售和公开发售成绩不俗，但建行首日股价表现平平，以招股价2.35港元平收。28日建行以招股价2.35港元开盘，午盘上升1.1%至2.375港元，但随后股价一直在2.35港元～2.375港元之间盘整，最终收盘于2.35港元。全天成交金额达到85.35亿港元。建设银行此次首发成为迄今中国企业最大规模IPO。在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建设银行IPO总额约为80亿美元。

　　市场人士普遍将建行首日股价表现归因于建行招股价2.35港元定得偏高，没有给散户投资者足够的获利空间。另外，上市当时的大环境也是建行首日股价呆滞的原因。由于担心禽流感以及美国利率上升，投资机构继续将资金从香港撤出，建行上市时香港股市的气氛并不活跃。

　　按照招股价计算，建行共筹资622亿港元(折合79.8亿美元)。由于建行79.8亿美元的集资规模尚未计及授予保荐人的15%超额配售权，建行上市后保荐人是否行使超额配售权还是未知数。如果行使，建行筹资规模将达到91.8亿美元。 那么各大承销商是否行使，何时行使超额配售权就成了市场下一个讨论的热点。

　　11月10日，建行赴港上市不到两周后，建设银行再度发布新闻，称承销商在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后，建设银行此次首次发行股份总数达到305亿股，相当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3.5%，筹资金额为715.8亿港元(折合92.3亿美元)。

　　此次超额发售净筹资约91亿港元(约合11.7亿美元)。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代表承销商行使了超额配售权。此次行使超额配售之后建行的公众持股比例(不包括战略投资者持股)将从9.76%增加至11.35%。 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在建行的持股比例则由8.67%摊薄至8.52%。

　　至此，建行IPO后的股权分布阵势大抵确定下来了。下一步就要看建行如何运用这笔中国企业有史以来通过公开途径筹得的资金；而战略投资者们在建行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了。

　　从突破到发展

　　建设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出席上市仪式后表示，基于

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因素，建行考虑将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将上市资金转换为人民币资产。他表示，

零售业务是建行未来发展重点，现在建行零售业务占总贷款的比例为18%，建行希望在未来3到5年内，零售业务每年占比能够增加1%。这仅是一个策略，效果还要看实际经营效果。而业务是不会因建行上市而自然增长的。相反，建行在上市后反而要承受更多的市场监督和压力。

　　诚然，建行境外上市是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的最耀眼的突破之一。把握着中国大半金融业江山的国有四大行第一次引入了外资战略投资者，第一次在境外公开途径筹措资金。一两次的突破是容易的，但如何保证上市不仅是银行改革的一针“兴奋剂”，进而形成持续的压力机制？上市之外，中国的银行业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改革？在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寻求境外上市的背后，这些争论始终喋喋不休。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平认为，大型国有银行的上市，并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推行银行改革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上市可以改变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的机制。上市的透明度要求、国际

审计、会计标准，对银行本身的管理压力非常大，尤其是透明度对银行审慎经营有实质上的影响，这是不上市无法达到的。

　　另外，金融业界人士也普遍认为上市可以改善大型国有银行内部控制的状况，加大对管理层的压力。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过去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业绩评价体系一直难以科学解决，上市提供了业绩评价的基准。

　　但是国有银行上市后也有不少隐忧。上市固然可以对银行改革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不能把银行改革的主要希望都寄托在上市上。过于仓促的上市会落入投机的陷阱。比如在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个问题上，如果是为上市而招标，投资者的投机性就会比较强，改革的目的可能就达不到。

　　与外资银行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在公司治理结构、资产质量、资本金与盈利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不断开放的市场竞争作用下，我国银行业正经受着强烈冲击。来自优质客户和优秀人才流失、优势业务分流等一系列难题正在使我国银行业面临着脱胎换骨的阵痛。

　　庞大的银行改革如果都等到上市后通过国内外市场解决，似乎对市场寄托的期望过高。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到2006年底，我国将向外资全面开放银行业，留给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务之急和最关键的，还是尽快建立自身持续的造血功能。

　　建行标杆效应

　　无论如何境外上市还是带来了许多正面效应的。其它正准备境外上市的国有银行对上市前的准备工作和内部改组工作变得更重视。

　　排在建行之后也计划赴境外上市的中国银行一位负责人士说，境外上市过程对企业的影响很大。这位人士介绍说，中行把银行适用的会计准则先是从国内1993年的准则过渡到2001年的会计准则，再转换到国际会计准则(IFRS)，仅仅是会计科目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很大的管理行为的转变。一个账目的转变就能把几十亿元的盈利变成几十亿元的亏损。在准备上市过程中发生的这些转变，看似简单，其实都是很大的事情，涉及管理者经营理念、经营行为变化的过程。

　　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对自身和企业客户的财务和法律情况作了全面调查。审批的资料居然重达30吨。中国银行以前从来没有对整体客户的财务和法律状况作如此全面的摸底。结果发现，上千家机构经营业务没有执照，上千个地产、投资项目都没有名目。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动员，中行可以说是做了一次自身财务和客户信用状况的全面普查，终于在长期混乱的管理泥潭里理出较清晰的脉络。

　　所以应该把上市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目标，这对银行的自我改革更有好处。同时在这个过程里整体人员素质也会得到提高。

　　在建行上市当天宣布成立的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也反映了很多新特点。工行把梁锦松、钱颖一和约翰·桑顿三个独立董事引入董事局，外界估计他们的加入能为工行上市的准备工作乃至日后的经营策略制定带来新的思维冲击。这可以看作国有银行从以往的股本组成多元化发展到现在的管理层多元化。

　　银行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银行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境外上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但是不要把其威力看得过分大。国有银行现在要做的不是为了促成境外上市而达到某个地区证券监管条例的标准。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借助这些成熟的监管标准清理隐患，树立自己的监管和运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