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业改革的浪潮中让行长成为银行家

　　本报记者 关囡

　　以往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银行业改革的浪潮中，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行长的地位和作用都面临着重新界定。“行长之痛”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时代人物周报》为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殷剑峰、易宪容。

　　时代人物周报：我们发现行长的腐败行为往往和他们与企业的密切关系有关。银行行长和企业主培养“个人关系”、互惠互利是否容易出现问题？

　　张承惠：银行与企业之间培养长期互利合作关系是正常的，但银行行长与企业主之间培养个人互惠互利关系是不正常的。问题是银行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被严格执行的内部运作机制和对管理层的严格监督机制，行长个人对银行具体业务活动还有着很大程度的干预力。在一个健康的体制下，行长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制度而不是干预具体业务，业务操作规程应当比银行行长个人更有权威性。

　　殷剑峰：公司业务就是关系融资，与大客户打交道必然要和企业家搞好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想想，银行之间的竞争这么激烈，如果企业和这家银行关系不好，就会另找一家。

　　易宪容：银行行长和企业家搞好关系不一定是坏事。关系越好，交易成本就越低，客户信用也会越好，银行贷款的风险就越低。当然，还必须要有良好的监管制度和风险控制系统。

　　时代人物周报：对于目前出现问题的国有银行行长，国家金融系统对此是否有预警和防范机制？

　　殷剑峰：这不是国家金融系统预警机制的问题。这是操作风险，是人为违法违规，反映了银行内部的内控机制即岗位之间的相互约束机制还存在问题。

　　国家的监管也是要求这些银行能够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这是归根结底的问题。

　　易宪容：这种预警机制在过去就有。以往银行管理层的权力和义务没有对称，现在实行的问责制就非常有必要，也代表了今后的方向，它改变了权力和义务不对称的情况，行长有多少权力就要承担多少责任。

　　张承惠：我认为是很不够的。事实表明，我们的监督往往落后于事件的发生，在事先预防、事中监督方面还远远不够。

　　时代人物周报：相比于股份制银行，是否国有银行更容易发生腐败和金融犯罪事件？

　　张承惠：从目前看是这样的。这是由于：

　　第一，国有银行的所有者虚置问题更加严重(并不是说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类似问题，只是相对好一些)，公司治理问题远没有解决。

　　第二，国有银行普遍规模巨大，管理层级偏多，代理链条太长，客观上不利于有效管理和监督。

　　第三，在激励机制上不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干好干坏相差不多，容易使职工产生较大心理落差。

　　殷剑峰：股份制银行在人事管理、薪酬、考核和内控等方面做得要好一些，比国有银行好。也就是说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化程度高，能够更有效率地规避腐败和金融诈骗等犯罪事件。

　　易宪容：不能这样区分。目前国有银行高官出现丑闻是因为制度本身以及改革带来的问题。国有银行正在朝股份制改造的方向发展。

　　时代人物周报：您觉得现在的国有银行行长和银行家之间的角色差异在哪里？

　　张承惠：目前国有银行的行长主要是为政府工作，激励因子主要是行政职务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银行家应当为股东服务，追求目标是股东利益或银行利润的最大化，通过银行的发展实现自身价值和提高社会地位。

　　殷剑峰：银行主要做两件事：第一是经营管理“风险”。银行把公众存款吸收进来，转而贷给企业，这个过程是具有很大风险的，包括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银行家要学会经营和管理风险的技术，建立相应的组织框架。

　　第二是经营管理“信息”。银行经营和管理风险的前提是识别风险，然后测算、计量。银行家要掌握经营管理风险和信息这两项技术，了解相应的组织框架，找到相应的人才。

　　而现在一般银行行长的任务要简单的多，就是拉存款和放贷款。

　　易宪容：在中国，行长从计划体制下走出来，很少有银行家，银行家旨在通过企业的有效运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时代人物周报：中国银行业的行政色彩主要有哪些表现？国内通过行政方式任命金融高管的方式是否应该改变为市场选拔？

　　张承惠：银行的市场准入受到严格行政管制、行长由政府或者党委组织部任命、部分银行存在政府干预业务现象、行长业绩考核不以银行的市场业绩为标准等等现象都是中国银行业行政色彩的表现。通过市场选择行长将成为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必由之路。

　　殷剑峰：中国银行业整体来看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化运作程度虽然较强，但大股东都是政府所属，其实行政色彩未必是坏事。

　　以当官的方式经营银行，肯定不行。要形成经理人市场，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行长的任命，首先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要健全，要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

　　易宪容：其实现在中国银行的行政色彩并不多。由市场选择银行高管是应该的，但短期内还不能实现。由政府任命的高管也有很多不错的。

　　时代人物周报：有观点认为，“应该对管理层实行期权制，把银行的一部分产权稀释给行长们，让管理层的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一致。”这是否可行?

　　张承惠：理论上可行，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和主要由国有企业为股东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还不可行，因为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国有企业MBO的实践已经出了很多问题。

　　殷剑峰：要实现股票期权制，银行首先必须是上市公司，其次股票市场能真实反映银行业绩。现在国有银行连股份制改造还没结束，说上市说期权还远呢。

　　易宪容：现在来看，要实行期权制还没有必要。在经理人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实行期权制将使行长的责任和收益不对称。

　　时代人物周报：你认为“行长之痛”的症结何在？

　　殷剑峰：如果要说行长之痛的症结，我想一方面是因为银行与企业密不可分的纠缠关系，但另一方面问题是行长权力过大，内控机制不健全，我想这是“行长之痛”的核心所在。

　　易宪容：行长之痛的症结，就在于目前国有银行人事制度的非市场化，在于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银行激励约束机制。

　　当行长的行为仅是对任命他的个人或组织负责而不是对整个银行负责时，行长的权力无限大而又没有约束与监督时，行长就可能利用其手中的权力而为个人谋利，就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国家之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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