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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容之 发自上海
去年一年交行召开了8次董事会会议，今年，蒋超良预计将达到10次
蒋超良说，很多事情都需要董事会共同讨论决定，要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职能，必须增加开会的频率
内地金融企业究竟是否存在长期投资价值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一方面，由于政府大力扶植以及市场垄断等因素，他们经常被看作“潜在的金矿”，尤其是在估值水平类似甚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眼下；但在另一方面，不断暴露出的经营丑闻以及薄弱的治理水平又使他们饱受质疑，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毫不客气地评论说，“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在官方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存在鸿沟”。
同样曾经大受追捧的中国人寿遭集体诉讼以及明星企业中航油的轰然倒塌则是支持此派观点的典型事例。
这种颇为矛盾的认识同样反映在市场层面。安永审计部合伙人何兆烽认为，“刚刚满足上市条例最低标准的企业不宜立即上市”，但同时，刚刚注资、重组、改制完成的中国大型国企的IPO往往又是大量国际投行、咨询公司激烈争抢的大单，这些企业的上市冲动极其明显。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易宪容博士就对银行上市很不以为然。他表示：“对于不良贷款问题，国有银行的基本态度都认为这是由体制原因造成的，因此，巨大的银行不良贷款应该由政府来埋单，要国家给政策。此种观念是相当令人质疑的。因为，这样不仅会给国有银行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化解不良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主任夏斌则表示，国内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在完善公司治理时必然面对的难题就是，怎样让政府股东派出的董事、监事持续抱有为银行尽心尽力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党委与银行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难题，在决策时究竟是党委说了算还是股东大会说了算？
但是蒋超良还是感受到了股改带来的明显变化，“现在董事会可不是我蒋超良能说了算，”他笑着表示，“(交行股东中)不同的产权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国有资本，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蒋的这段话所指的是，在一些人眼里，财政部、汇金公司的钱都是国家的钱，社保基金由政府统筹管理，与前两者也类似。换言之，三个出资方背景雷同，股权结构的变更“换汤不换药”。
据悉，去年一年交行召开了8次董事会会议，今年，蒋超良预计会达到10次。蒋超良说，很多事情都需要董事会共同讨论决定，要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职能，必须增加开会的频率。看来，从组织架构到制度建设，交行的公司治理正在步入正轨。
然而困难依然显而易见。一位同样身处改革中的商业银行高层坦陈，公司治理容易在形式上搞好，从制度层面找不到什么毛病，但规范运作很成问题。问题在于，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信任、委托关系，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监事会和董事会、高管之间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都是模糊的，界限不清楚。
他进一步解释说，董事长、高管层和监事长都是中央任命的干部，都对中央有关部门负责，监事长对前面两者的监督能有多少呢？如果前者违规违法了，他也不便明确指出，实际上难以履行监督职能。
除了公司治理问题，易宪容更是直指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市场根基，“从国有银行的现状来看，改革步履艰难的原因就在于整个银行业直到现在还完全在政府垄断管制下。国有银行在市场中所占的比重，除了利润总额低于60%外，其他几项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尤其是资产总额所占的比重更大，超过了90%。正因为国有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完全垄断，从而导致了中国金融资源严重误配，使得银行业效率低下、问题丛生、经营业绩乏善可陈。也就是说，国有银行改革无论保持现状，还是从小到大的扩张性重组都是不可行的”。
看来，中国经济转轨加新兴的特质在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改革、上市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发达市场体系中，银行上市本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约有900家上市银行，占上市公司总数30%；在美国纳市的银行也有900多家，占上市公司总数19%；东京交易所有160多家，香港也有40多家。在美国，著名的商业银行如花旗等均为上市银行；香港市场上的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更是著名的蓝筹股。仅1999年，全球就有30家商业银行进行了股票上市。但是，由于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融资目的外，中国内地金融企业的上市工作更被赋于了加强外部监督、遵循市场规则、抵御行政干预、增强信息透明等任务，由此，这种本属寻常的市场化举措，终究能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看来，蒋超良们至少现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关于这一点，用投资者吴先生朴素的话来说就是，“国家花了这么多钱，银行不能再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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