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完整战略规划 基层行问题促动国有银行改革

　　有两会代表认为，国有银行的改革应该进入新的阶段。本报记者康亚风摄

　　2003年年底国家动用450亿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建两行后，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正式启动。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建两行的改革按照既定的计划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今年，在两家银行的改革深入推进的同时，工行和农行的改革也有望陆续启动。

　　中建两行的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得到决策层的肯定。但是近期国有银行基层行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却为人们对这场改革的疑虑提供了佐证。

　　回顾国有银行改革所走过的这些历程，我们仍无法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目前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面临哪些问题？这场改革如何由总行层面向基层更好地推进？在资本约束的客观条件下，国有银行如何保持符合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并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本届两会期间，采访了金融界各个层面的人大代表，力图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这场改革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反思。

　　接受采访的这三位人大代表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工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赵鹏，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孙工声。

　　建议1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　四行改革应有所差别

　　缺少完整战略规划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之间的关系？

　　秦池江：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会议，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出具体要求。银监会也提出了具体的监督和考核目标。政府的决心很大，寄予的希望也很大。如果我们理性地看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我想会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反思。

　　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依靠什么力量来改革，搞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还值得做相当的研究和分析。

　　国有银行改革是我们国家整个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攻坚部分，但目前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却缺少一套完整的战略规划。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信社、保险、证券、信托等几大块之间，缺乏一个统揽全局、经过周密论证的改革框架。这样一块块独立地改，改革难免会出现漏洞和冲突，甚至是不协调的问题。

　　在保险资金入市，商业银行被允许设立基金公司后，如何使银行、保险与证券行业更协调地发展，显得越发重要。这样的改革方式是不是已经对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及宏观金融稳定性的考虑得很充分，值得注意。目前，四大行都要改成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种改法，我觉得还值得研究。依我看，四家银行的改革应该有所差别。

　　改革重心应下移

　　新京报：中行和建行两家试点行目前在总行层面的改革已经全面铺开。但有人指出，基层的改革很难推动。

　　秦池江：目前国有银行的改革重心在上面，我觉得改革若要成功，其重心必须向下面转移。

　　现在中建两行总行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人员竞聘、筹备上市等方面加紧推进改革，但是很多基层方面确实是冷冷清清。你问基层怎么想，绝大多数都会说听总行上面的安排。现在贷款开始实行严格问责，放错一笔贷款，就要承担严格的责任。所以基层员工的压力非常大，面对改革的时候心里很没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基层行又如何积极参与改革，分享改革带给自身的荣誉？

　　现在来看，中建两行的改革就是由上层管理人员，通过行政力量一层层往下推动，我感觉有些被动。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改革应该建立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完全照搬不能成功。

　　这些基层行所创造的东西，是解决现实金融问题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但是并没有被推广使用。

　　融资渠道有限

　　新京报：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占到全国80%，而且目前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对其补充资本金问题提出挑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池江：在国家注资完成后，除了预留盈利和发行次级债以外，对于还没有上市的国有银行来说，补充资本金的融资渠道极为有限。

　　而从管理风险和成本上来说，缩小资本充足率的分母，也就是抑制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规模，把国有银行平均每年20%的贷款增长速度降下来，同样可以搞好经营。

　　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经济增长的融资支持主要靠银行贷款间接融资的情况，经济总量在增长，银行的贷款规模就会不断地增加，从而也就需要不断地补充资本金。

　　所以补充资本金不是银行自身能从根本上解决的。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管理水平较低，并进而导致资金的使用效率过低，是制约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的根本所在。

　　国外发达国家每增加100元产值的GDP，需要增加的贷款是60元左右。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记录，我们现在增加100元的GDP，贷款投入超过200元。

　　资金周转缓慢，专门去补充资本金，永远也补不完。这是一个协调发展的问题。

　　建议2

　　人大代表、工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赵鹏谁做得好，就注资谁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新京报》：2003年年底国家启动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由此启动。当前，工行和农行也在面临注资和股份制改革的开展。你怎么看待这场国有银行的改革？

　　赵鹏：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2003年底启动的注资，我在上次人大会上作了一个有关的发言。应不应该注资，肯定是应该，计划经济和企业改革形成的成本不应该让商业银行来承担。2003年注资咱们采取的方式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决定，当年12月30日操作，2004年1月初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通报，5日向全国人大报告，6日向外界公开。

　　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只定下注资，就四大行都要进行股改，而先不定是哪家行，然后让四大行开展工作。工作的着力点，就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然后到一定时期，成立一个验收组，检查后谁做得最好，就先给谁注资。这样的话，我觉得压力和动力比较足。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就稍微有点被动。

　　去年，在不同场合，媒体向央行、银监会等领导人都问及国有银行改革和上市，得到的回答是国有银行上市没有时间表。目前，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国有银行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路程，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说明要有很多工作要做。国有银行的改革不是建立起三会就行了，而是把现存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和完善。

　　股权结构可以多元化

　　《新京报》：工行现在也面临着国家注资，你怎么看注资的形式和数额？注资形式不同是否会对国有银行改革造成不同的影响？

　　赵鹏：工行的改革方案是绝对保密，我不清楚。2003年底中建两行的注资模式是用外汇储备把原有的资本金全部置换出来，资本金完全用于冲销坏账，注入的外汇资产由汇金一家来管理。我个人觉得，对于工行的改革，让财政部也成为一个投资者，可以让工行的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化。关于注资的方式问题，通过财政部发债券来注资的方式我个人倒不是很赞成，我觉得可以不把财政部在工行的资本金完全冲销掉，保留其一部分资本金。

　　同时再利用外汇储备置换一些资本金冲销坏账，还有一部分坏账由工行自己的利润进行消化。

　　关于注资的金额，工行的规模略少于中建两行的资产总和，承担的历史性不良资产的数额也很大。我想国家会统筹考虑，以一个合适的规模进行注资。

　　不屈从外部环境

　　《新京报》：在国有银行改革中可能会遇到各方的利益重新调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鹏：我觉得，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过于迅速地转移历史形成的“公共产品”及“执政性”制度功能，甩出全部的外部“制度成本”，必然会受到外部制度环境不完整的巨大抵抗，阻碍改革进程。不论是员工的精简，还是国家财政的经济支持，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都不能超越我国目前社会及经济的承受现状，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担自身治理结构变革的直接资源积累，承担相当量的外部制度功能。

　　但是，屈从于外部环境，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必须放缓，而入世后，国有银行又将面临国外银行日益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改革。

　　如何正视并解决这个矛盾，充分考虑内外部因素，推进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改革者和银行家别无选择的历史使命。

　　建议3

　　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孙工声　创新工具匮乏

　　工行农行难度更大

　　新京报：请问您对开展至今的中建两家试点行的股份制改革，以及未来的工农行的改革，有何看法？

　　孙工声：中建两行改革的政策制定，主要还是在人民银行总行。下面的分支机构更多的是发挥执行、监督、监测，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的作用。

　　去年，中建两行股改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如果这样坚持做下去，中建两行先行一步的改革，我想，其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下面，将要涉及到工行和农行的改革。这两个银行的改革难度比中建的难度还要大。

　　首先，这两家行的金融资产规模庞大，且由于历史的因素，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多，不良资产的数额大，而消化的余地却比较小。因此，若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大幅降低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有相当大的难度。

　　第二，长期以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自身的积累方面，能力仍显薄弱。前些年，几家行基本是亏损的。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即使好转，能否承担这次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也是比较困难的。

　　第三，以国家现有的能力，从财政投资上来讲，到底能支付多少成本支持国有银行的改革，也还是值得研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抗风险能力增加新京报：您认为，国家对这两家行的注资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增强了这两家银行的竞争力？

　　孙工声：我认为，国家的注资对增强两家行的竞争力，既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又有间接的促进作用。直接的作用来讲，两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得以处置，资本金得以充实，增强了两家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但是另一层面，我们的改革不是仅停留在注资的层面上。打个比方，我们不是简单的为其输血，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它的造血功能。所以，注资后，两行建立了股份制公司的治理机构，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认清的是，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的经营理念、模式及手段，创新工具的匮乏以及员工队伍素质的亟待提高，都造成了国有银行和国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很大差距。即使是这几年，我们在管理体制、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若要缩短这种差距，还需要花相当大的功夫。

　　改革需要磨合期

　　新京报：在您管辖的江苏省，中建两行的基层行的改革是不是比较难推进？

　　孙工声：现在是有这种现象。就我了解的情况来讲，总体上来说，基层行的改革也是在动，动的效果也能看得出来。当然，越到基层，其反应就越滞后和迟钝。在基层行，出现的思想波动，甚至是抵触情绪，我想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必定要触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需要磨合期。

　　从银行的经营业绩来看，中建两行在江苏地区的分行在2004年的经营业绩跟过去比，有比较明显的改进。这说明，按照两行总行的部署，其推进改革的组织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新京报：您对中行河松街存款失窃案有何看法？

　　孙工声：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这个案件正说明了银行在管理体制、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需要改革，而不是改革造成的结果。有的人认为这个案子的爆发和改革有着因果联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进一步来分析，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这个案件也有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被揭露出来，造成更大的损失。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