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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3月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估计将来还要由财政来负担。允许银行在税前消化一部分不良资产，包括把本来应该上交财政的所得税的收益返还给银行。
从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三个信息：首先，财政还得为银行改革继续“埋单”；其次，早先剥离出的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至今未能有效消化；第三，可能采取的“埋单”办法是把国家的一部分权益用来抵销一部分银行不良资产。
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动用资源试图挽救效率低下的四大商业银行，曾先后两次为银行注资：1998年，财政部门发行2700亿元的国债来支持银行改革；2003年，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注资。这还不包括2000年允许四大行将14000亿元左右坏账转移至资产管理公司。
政府花钱“埋单”为的是能给银行买来一个新机制，金人庆是这么说的，老百姓也是这么希望的。不过，现在看来，当初政府“埋单”的效果并不明显。
两次注资和一次剥离虽然降低了银行的呆坏账比率，扩充了资本金，但这并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四大行的体制缺陷依然存在，不仅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所有人缺位等国企通病，在董事会治理上存在政企不分，在风险控制机制方面也存在权力和责任不配套等问题。
换言之，到目前为止，政府“埋单”并未触动国有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病根。
由此来看，政府花钱能否为国有商业银行买到好的机制，关键在于补充资本金以后的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真正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起真正的董事会，特别是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要在金融领域建立市场体制，至少有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是政府真正把银行当企业来对待；二是银行行长真正由董事会到经理人市场中去寻找，而不再由政府任命。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二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第二种情况仅通过财务安排是不能根本解决的。
中国银行业的问题无疑是出在制度、机制和观念上，资本金不足、不良贷款比例太大等只是问题的表象，政府对银行的认识、监管理念，以及改革方向的把握，才是问题的实质，决定着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
从这个角度说，改善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只是治标之策；若要对中国的银行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理念、观念问题。否则，所谓“花钱买机制”就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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