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资银行的历史错觉

　　本报记者 罗文胜 广州报道

　　时届年关，外资银行以两记重拳出击广州。

　　12月27日，由美国花旗银行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平台发出的双币种信用卡在广州获得近2万张发卡量。

　　就在几天前，年资金量达100多亿元的TCL集团向英国渣打银行放开现金账户。

　　而就在今年的年前、年中，谈到外资银行对广州银行业的影响时，某国有银行广东省分行主管项目信贷的一位资深人士说，“老实讲，我一直不知道外资银行在干什么。”

　　上述国有银行人士提供了一份中行关于中外资银行服务水准差异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80％左右的城乡居民和超过50％的公司客户认为，外资银行的服务水准大大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些人里，与外资银行真正打过交道的，分别只有不到20％的城乡居民和近40％的公司客户。

　　根据人民银行、银监局提供的资料， 2001年以来，以广州为龙头的广东省外资银行(不含深圳)，资产规模连续数年维持在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额的3％、不良资产率比全国外资银行平均水平高出3到4个百分点。

　　“外资银行一直疲软。”该信贷主管说，由于人民币业务尚未完全放开，加上网点限制，外资银行在境内的业务渗透的深度与广度远不及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国内布局，一般是把“头”(总部)放在京、沪，把“脚”(跳板)放在深圳，广州、武汉等城市更多地被视为业务推广腹地，这限制了它的发展。

　　“这种感觉很可能是一种历史错觉。”广东银监局一人士表示，广州外资银行十年来起伏不定，但进退之间，一些潜在的核心因素正在起作用。

　　该人士称，这些因素有两个，均是“为广州所独有”。一个是高度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另一个是离岸业务的巨大需求。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外资银行在广州一度“长期沉寂”。

　　珠江三角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久炎分析，广州濒临香港，香港的离岸业务把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作为腹地，构成了广州所独有的外向型金融格局。

　　“企业一旦走向国际化管理，必须考虑平衡风险，作为商业本能，国外风险资本的大量引进势在必行。” 杨久炎说，在全球跨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方面，非银行风险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例是六四开。

　　目前国际风险资本主要来自四大免税区，免税区的企业载体是离岸公司，斯里兰卡群岛、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的离岸公司均在2万家左右，而香港就有50多万家。作为香港企业在内地的主要加工基地，广州在政策上没有明确外资银行可否从事离岸结算业务，这么一来，广州的外资银行通过利用离岸账户办理国际结算，一方面中转费用少、资金在途时间短，另一方面可引进风险资本，对珠三角众多外向型企业产生巨大诱惑力。

　　上世纪90年代，外资银行蜂拥介入广东、香港两地的离岸金融业务，以项目融资的方式，将资产总额1／8的信贷资金投入广东省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随着中央对广东国投、粤海集团的清理整顿，广州外资银行也产生了大量坏账，元气大伤。

　　“如今，整个政策态势正在往有利于外资银行的趋势走。”杨久炎说。

　　深圳银监会有关材料披露，目前香港90％以上的生产企业已迁到珠三角地区，广州周边的港资企业超过5万家，广州金融的外向型优势日益明显。不仅如此，今年2月银监会发布《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已扩展到12项基本业务，约100多个业务品种，珠三角外资银行 “海外离岸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对广州外资银行来说，正面临着重大机遇。”上述银监会人士称，一些外资银行渴望多时的项目和客户，现在“就好像一只被折腾得精疲力竭的鸟，轻轻一把抓住，不费力气。”

　　这位人士解释，本田、丰田、日产三大日本汽车制造商落户广州，将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带动广东的产业结构由轻转重，考虑到跨国集团产业集群效应和企业生态链条的共生需要，外资银行“有了庞大的业务延伸点”。

　　“我们开始试图打破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枷锁。”东亚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张伟恩透露，目前广州外资银行正借用CEPA和泛珠三角政策，透过港资银行同业工会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在泛珠9省区率先放开个人人民币业务，解决外资银行本币存款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一个突破业务政策限制的手段已被广泛使用，那就是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参股。

　　广东社科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的任志宏博士透露，银监会根据CEPA政策，放宽对香港和澳门地区银行在珠三角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的准入条件后，广东银监局获得的各类机构和业务申办“如潮水般涌入”。目前，12家中资商业银行先后接受了多家外资金融机构的入股，其中有8家选择广州作为其新业务的市场投放重点。另外，正在商谈外资入股的9家中资金融机构中，有一半在珠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