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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采取不同的措施化解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化解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是没有多少错的事情。但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被剥离出来之后，应如何处置，在处理过程中如何减少风险，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
为了处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999年中国政府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分别收购经营处置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当时财政部明确规定，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存续期为10年，即在处置完不良资产之后将被关闭。尔后，财政部又提出要求，至2006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必须全部完成。据银监会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9月末，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处置不良资产5876.2亿元，实行了债转股的有4596亿元，资产管理公司手中还有5300亿元左右的不良资产需要处置。也就是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理任务还十分艰巨。
为了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步伐，不良资产的处理开始以不良资产包的方式向外国金融机构拍卖。据了解，从2001年11月华融将账面值为10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出售给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投标团开始，到目前，大的不良资产包几乎都被外资所包揽。
正是大量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理市场，此举引起国内不少学者与媒体大量的质疑。全球著名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为什么会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表现出极大兴趣？其真正目的是什么？是真的来帮助中国银行业改革吗？还是钻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空子赚钱？在此，我们有必要摘下有色眼镜，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一事态的发展。
不可否认，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的不良资产感兴趣，并非是它们如何关注与帮助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而是在于这些生意可以获利。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如果无利可图，它们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有利可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不良资产本身就有价值。正如有业内人士所指出的，银行不良资产是一座有待发掘的“矿床”，中国的不良资产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严重缺乏续投资金而造成的，项目本身具备可观的潜在经济效益。许多不良资产都是计划经济时期配置不当的资源，不少债务企业生产设施齐全，自然资源丰富，具有潜在增长特性。投资者通过对这些企业技术、资金上的投入，通过各种资源的整合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常常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些企业的经营发生改观。
二是不良资产处理价格上的问题。资产管理公司以巨额的批量及低价来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一则把国内购买者排除在外，二则节约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这些不良资产的成本及处理时间，三则价格低，对外国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外国金融机构承诺在买到资产后，将对这些不良资产追加投资使其升值，这就使得资产管理公司更愿意把银行不良资产向外国金融机构出售。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外国金融机构买到这些资产后，不需要追加一分钱，而把“买”来的不良资产全部交给当地的中国人处置，它们自己则忙于收集从中得到的国有银行的客户信息等。这样，对外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不仅可能轻易地获得利润，而且获得一个潜在收益的附属品，即第一手的客户信息。这些客户信息既是外国金融机构了解中国实际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它们今后进入中国市场的基础。
在这里，确实存在几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外国金融机构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感兴趣，并非它们出于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关注，而是一笔有利可图、一石几鸟的好生意。但是，这笔好生意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做，而是要把这利润让外国人来赚呢？是国人没有这种能力，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经验吗？显然不是这样。正如有文章所指出的，对不良资产的处理，外国金融机构也是在干中学，边做边学。既然外国人能学，为什么中国人学就不行呢？何况在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上，国人肯定比外国人有更多的优势。对此，问题可能出在相应的政策上，因此，如何破除政策上的国内企业进入障碍，如何破除国内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政策上的障碍，是化解外资蜂拥而来、国人袖手旁观之怪象的关键。
除了政策上的障碍外，是否还有其他一些非市场因素，有关部门应该严厉审查。因为，中国的拍卖市场离真正规范的市场还相去很远，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中，什么非市场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良资产的贱卖，获利者不仅有外资，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人。
总之，对于如何减少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风险，我们不用担心外资进入获多少利，而是要把外资与内资企业放在同一起跑线竞争，不要用歧视性的政策把国内企业排除在外。同时，不良资产的处置应该多元化，更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匆匆忙忙地把资产贱价卖给外国投资者就一了百了。
在商言商，外国投资者用商业眼光看这些不良资产，如果他们的购买对中国金融改革有利，也没什么不可，但不可把商业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上来理解。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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