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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报》特约撰稿 张华
11月10日，《北京晨报》曝出《花旗欲买建设银行569亿元不良贷款》的消息，称花旗银行欲入股香港上市公司银建国际，与之组建合资公司处理不良贷款甚至直接收购不良贷款，这为花旗入股建行平添了几分预期。这也是继今年8月6日汇丰银行收购交通银行19.9%股份，并参与交行的董事会和高层管理等，外资银行继入股国有商业银行之后，希望与国有
银行联姻的又一动作。
其实从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开始，外资银行与中国金融市场的“缘分”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伴随我国向外资银行开放城市数量的增加和WTO进程的深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并购事件一件接一件。从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上海银行8%的股权到国际金融公司收购南京市商行15%的股权，再到花旗银行有意入股银建国际，与之组建合资公司处理不良贷款甚至直接收购不良贷款，直到如今汇丰银行收购交通银行19.9%股份，并参与交行的董事会和高层管理等等，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已从一开始的“邂逅”发展到了“联姻”的阶段。
这种“姻缘”现象之所以发生并且还要持续下去，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是中国实现加入WTO时的承诺，以及外资银行抢滩中国这一潜力巨大、“油水”无穷的中国市场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金融改革不得已的选择之一，面对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及令人头疼的不良资产问题，外资银行入股及参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显得非常必要。
外资银行入股一时间成了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外资银行入股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它是解决我国利率浮动问题及银行低盈利能力，及“无厘头”式治理结构等一系列“滑轮型”关联问题的切入点。同时通过单个外资机构最高20%的入股和参与竞争，国内银行可学习到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理念，在信誉建设和风险控制能力上有所提升改进，同时多元化的格局又可完善我国银行的治理结构，为打造现代“精品银行”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外资机构入股对它们走出融资困境而言，或许是一种福音，同时外资银行在自身及客户信誉体系建立等方面的做法可以有力规避企业的失信行为，为企业间的有序、透明竞争作出铺垫。而外资机构又可为国内企业特别是有意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寻找合作伙伴等。
再次，从百姓角度来说，外资机构的入股使百姓的个人理财更加便利，而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共同推出的信用卡等金融产品则会使得个人在旅游、商务活动、住房和汽车消费信贷等方面更加舒心，甚至“随心所欲”。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外资机构想尽一切办法登陆中国，其动机不纯，甚至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危险倾向。比如一些外资银行现在看起来在规规矩矩地入股城市商业银行，而其真正目的，则是等时机成熟后，收购更多股份并在区域上加以整合，以达到构建由其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远期目的。另外，不排除一些外资机构，借入股这个“杠杆”，协同其母国企业在华机构进行一些违法经营活动。
反思汇丰、交行等中外机构“联姻”事件，我们也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一事件仿佛来得太快，而我们好像又忽略了一些份量很重的东西。其一，民间银行在中外机构联姻大潮中怎么基本上没有“戏份”？实际上，在原先主要由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对弈的格局下，民营银行在政策及实际操作中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而如今本应出现“三足鼎立”的态势，民营银行却依然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改革应与制度环境的完善与优化同步进行，而我们是不是有些顾此失彼了？只是急于谈判，与外资机构达成备忘录，而我们在中外金融机构同台竞争及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好像并不太健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外资银行入股于我国银行业改革来说，只能用“治标不治本”来概括，只能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上有所改善，而无法对基于体制乏力银行业的根本神经有所触动，换句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正能使我国金融困境突围的不是外资机构，而恰恰是我们自己。
总之，当再有中外金融机构“联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冷静思考，而不是一味地欢天喜地和夸大其词。我们更应体悟吴敬琏先生“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应实现对内开放”的呼吁和论断，并马上行动起来，减少对民营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的歧视，让民间金融机构的“戏份”多起来，最后与国有银行、外资机构形成身份对等、真正意义上的“三足鼎立”格局，同时国家应在立法上跟进，减少银行和监管部门等机构的道德风险，从根本上给我国金融改革以一丝曙光，给中小企业和普通百姓以一缕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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