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高层人士透露，决策层给定银监会新任主席尚福林熟悉工作的期限为一个月。如今这一期限已过，面对外界认为相比前任并无变化的看法， 尚福林认为：这样很好。

　　但这一趋势是否已然发生改变？数位接近银监会的人士向财新《新世纪》确认，银监会原定于2012年1月1日实施的四项监管新标准，除今年5月先行公布的杠杆率管理办法外，其它三项如资本充足率、拨贷比和流动性等指标均推迟执行。

　　“尚主席没有将监管思路转向的意思。”针对外界条件反射式的推测，一位银监会高层官员首先否认了所谓新资本框架无限期推迟的说法，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几项监管新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只是尚未走完相关程序，时间有些拉长，还要广泛听取意见。”

　　另一位银监会中层官员解释了个中缘由，在第一版的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一些商业银行就对监管标准是否太过严苛存有疑虑。今年8月和10月银监会向各家银行的相关职能部门下发具体指标的内部征求意见稿时，有关核心指标略有调减，但仍未完全打消银行疑虑，也有观点认为，有些商业银行考虑到不久将迎来主席换届，有意拖延相关标准的意见反馈，期待新主席上任之后，相关标准有望放宽。

　　“银监会既定的方向是正确的，以丰补歉，打好基础，防范系统性风险。”谈及前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监管思路，一位国有银行风险管理条线的高管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博弈始终存在，总是要在包括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兼顾国际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

　　据他的观察，前后两任监管者应有基本共识，但尚福林可能在具体政策力度和节奏上，更具弹性，“比如有的政策可以分阶段实施，不操之过急。”

　　指标松紧变化

　　对前述四项银行监管新标准松紧问题的考量，在年初即已展开。

　　今年2月，银监会上报的资本充足率、拨贷比、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新工具获国务院批复。“批复的版本较去年12月的原始版本已有所放宽。”接近银监会的人士透露。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原方案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的最低要求分别为6%、8%和10%，获批方案调整为5%、6%和8%。原方案规定超额资本要求为0-4%(必要时0-5%)，获批方案调整为资本留存资本2.5%，逆周期超额资本0-2.5%(在信贷超常增长，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时适用)。

　　拨贷比指标由原方案2.5%的要求改为“原则上不低于2.5%”，并明确对非系统重要银行作差异化安排。

　　杠杆率仍维持4%的要求，略高于国际上3%的标准。执行时间由2011年推迟至2012年初，达标时间系统重要性银行由2012年推迟至2013年底，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仍为2016年。

　　流动性的获批方案要求各行在2011年底达到新引入的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两大流动性指标；新方案对上述两个指标设置两年观察期。

　　虽然有所放宽，但业内人士当时认为，相较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中国版“巴Ⅲ”仍然严格。随后，获批方案开始向银行征求意见，并力争在2012年1月起执行。

　　接近银监会的权威人士透露，之所以要抓紧时间推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和达标，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得“抢时间”。尽管巴塞尔监管标准的最后达标期限是2018年，但各国都在争先恐后，希望尽早达标。因为如果国际同业已然达标，那么未能尽早达标的银行就有可能面临评级“降级”等风险，市场筹资的成本也都骤然上升。“国际竞争格局对中国银行业造成的压力很大，最后才达标就意味着可能落后挨打。”

　　其次，是要“早起步”。据银监会和银行反复摸底测试，中国银行业的多项主要指标距离国际标准不太远，仅个别项目需稍作努力。“但正如龟兔赛跑的例子，要谨防领先优势被赶超。”

　　最后，对分类准确度和银行业基础数据质量的忧虑，是银监会出台一系列较为严格的监管标准的主要原因。“‘地方父母官’的严重干预和借款人的强有力反抗，使得银行的准确分类面临极大挑战。加之行业、借款人的数据质量不高，也进一步影响到受IT水平制约而质量较差的银行业数据，无法为防范风险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拨贷比的提出正是对分类准确度的调整和纠偏。而且当前中资银行的同质同类现象十分严重，所以监管当局要求中资银行一律执行2.5%的贷款拨备率标准。”

　　贷款拨备率指拨备占贷款的比重，个别大行亦难达到2.5%的这一标准，这在银行间引起了较大质疑。

　　此外还有资本充足率新规给银行的资本补充带来很大压力。10月进行的第三轮内部征求意见对之进行了细微调整，令其对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减少了两三成，对上市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在0.7-0.8个百分点。

　　一位国有大行高层透露，资本充足率新规反复征求过意见，在最后一轮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少数指标存在争议，监管当局随即采纳了银行的建议，终稿基本上已经统一了思想。

　　博弈与平衡

　　“这几轮反复征求意见，导致资本充足率、拨贷比和流动性指标执行时间推后，但条款更改空间不大。”接近银监会的人士透露。

　　当前欧美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大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欧洲银行特别是英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16%-17%，尽管拨备覆盖率水平不及中资银行，但贷款拨贷比基本都在2.5%以上。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拨备率也处于较高水平。

　　前述大行风险条线高管亦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并未看到监管松动的迹象，但推迟一些工具的执行时间，应视为更务实的考虑。他认为，资本的标准虽然压力不小，但却是必要的；虽然可能个别银行会阶段性地存在流动性压力，但基本没有流动性风险，并非不能接受。

　　“监管与发展的博弈始终存在，变化与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位风险条线的银行高管表示，从国际银行业监管实践看，早年美国坚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分业经营，以避免风险。直至1999年，随着花旗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混业潮起，监管渐趋放松，但也埋伏下了后来的危机。

　　巴塞尔监管协议也经历了数次调整，重新对银行业提出了最低的资本要求，并开始关注资本质量，要求建立资本缓冲机制。

　　“上述标准尚未实施，就爆发了美国金融危机，也促使各国监管者不断完善巴塞尔协议II中存在的漏洞。”前述大行高管称，就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即将实施之际，欧债危机的爆发，证明新协议也远非尽善尽美。他举例称，按照新资本协议，政府债券被视为无风险债券，视同现金，可随时变现，所以无须计算相关的资本占用，但希腊和意大利违约，使得对政府债券亦不得不减记。

　　“人们对风险的认知需要过程，预料之外的风险始终存在，谁会想到OECD(经合组织)国家也会违约呢？”前述风险条线高管称。

　　对于当前中国银行业，是否需要调整监管标准，甚至按照市场呼声，适度放宽呢？据这位风险条线高管认为，有多部委管理经历的尚福林将会如何平衡各个市场的关系，并保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值得关注。

　　争议监管“松动”

　　一位投行高层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决策层之所以选择尚福林来接任银监会主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现行政策能够有一定连贯性和稳定性。尚沉稳务实的个性，使得这一期许有望得到实现。

　　银监会内部人士透露，尚福林在内部会议上已明确表示，“银监会要继续着力抓好三件事：融资平台、房地产和影子银行。”

　　尚福林也表示，希望用半年的时间，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前述银监会中层官员表示，这意味着在短期内，监管政策和思路不会有大的调整。

　　不过，数位银监会官员和地方监管当局的负责人都坦承，当下，的确“不时有人吹风，希望监管政策适度放松”。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和相关贷款主体，针对监管当局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对严厉的监管，以及以“实收实付”为特征的贷款管理办法带来的硬约束。

　　在受访者中，另一种主张变革的声音，将着眼点放在了监管思路对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稳增长意味着明年信贷政策会较今年有所宽松，而在货币和监管双线调控的现实下，监管目标是否放松，对于政策的落实显得至关重要。

　　今年前三季度，M2增长仅13%，远低于年初预计的16%的增幅，也低于历史一般水平，而部分银行受制于贷存比甚至未能用足其信贷规模。虽然货币政策有微调预调意图，但银行乏力。

　　一位业内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由于行政时滞的存在，宏观经济政策由上往下的落实和传导过程较长。虽然明年的货币政策有放松基调，但还有待于多部门政策的技术性调整，并需要时间。仅提出M2的目标，效果是有限的。

　　比如，前段时间，减顺差的压力很大，金融管理部门采取措施限制资本流入，严格监控企业的收付汇行为，但当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人民币连跌停，但相关政策调整不会这样快。监管部门对于一个月内理财产品的限制和投向的限制，对于银行吸存也造成压力。

　　银行业专家黄金老认为，向国际监管标准看齐，方向毋庸置疑，但在实施中，需结合国情不断调整。他举例称，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实体经济对中长期融资的需求强盛，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市政建设类融资等)和承诺类的贸易融资占比高，风险资产权重应适当调低。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为国有控股，对商业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也应降低一些。

　　“有学者建议放松监管，但如何放松？退回法定标准，将会由此释放多少货币和流动性，对通胀的影响如何，对结构调整的冲击有多大？”前述大行风险条线高管称，过去几年间，银行业的信贷投放已经接近35万亿元，明年以8万亿元增量的保守估计，一届政府任期内，整个信贷投放就超过40万亿，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目前，银监会有详尽的差异化的监管目标。如各界十分关注的贷存比问题，建行和工行的监管目标值分别是65%和62%，监管触发值则分别是70%和65%，法定的监管红线则是75%。截至今年三季度，已有数家上市银行超过了监管红线，而建行和工行也略微超过了监管目标值，各行普遍存在压力。

　　这位大行风险条线高管表示，他认为，“银监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家企业都有冲动，如果没有较强的风险缓冲，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他亦称，目前的监管目标和法定目标有一定距离，监管目标较法定目标更为严格，但是否可以松动，要从大局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