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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康:在多变市场环境下维护银行业稳定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5日 18:22  中国政府网

  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其产生的原因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中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在此次危机面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预防性措施维护银行体系稳定。2008年9月25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5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上,就如何在多变市场环境下维护银行业稳定发表了演讲,现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在多变市场环境下维护银行业稳定

  刘明康(2008年9月25日)

  一、全球信用危机

  当前,全球金融业正面临着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世界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和适度通货膨胀的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走向了全面动荡,原有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正在被接管,政府不得不对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的核心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干预。随着金融危机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严重性不断加剧,监管当局和一些私营机构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已暴露出来,因此,迅速采取相关措施,恢复市场信心,显得尤为迫切。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金融危机的产生固然有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原因,但也源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周期性。对监管者而言,大多数监管者倾向于关注单家机构而不是从全局上关注系统性风险,忽视了金融风险的复杂性;而站在市场角度而言,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流动性过剩和低利率环境引发了金融机构过度的杠杆行为。在大发展时期,貌似稳定的衍生品市场使很多人忽视了商业周期的风险。这样一段繁荣期过后,我们正经历一个信贷紧缩的危险时期,金融机构的“去杠杆”行为把市场带入了风险价差迅速扩大、资产价格大幅走低、资本出现巨额缩水和流动性收窄的恶性循环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去杠杆”期不结束,金融市场就难以重归稳定。

  第二,很多银行家和监管者们都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认为“新的总是好的”,而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金融创新过于乐观的态度。当我们匆忙与《格拉斯蒂法案》说再见的时候,却没对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金融创新固然是件好事,但在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相对简单的金融产品通过切割、组合和重新打包,从而形成复杂的、流动性较差的和风险蔓延能力较强的债务抵押债券(CDO)甚至是CDO2时,人们没能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甚而引发了巨大的道德风险,连本因安全的贷款产品也因为放低标准而大面积地埋下了风险隐患。同时,在所谓的“金融创新”跨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防火墙过程中,监管部门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教训。

  第三,本次金融危机之所以需引起高度关注,主要是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虽然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持次级债及其直接风险暴露有限,但美国和欧洲正在衰退的经济会从两个途径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下降以及高市场风险和币值波动引发的金融产品贬值。事实上,在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能独善其身。这也从一个侧面突显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二、中国的经验

  在这一巨大挑战面前,中国在维护银行业稳定、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迈向现代化市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做法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发达的金融市场,但希望能对新兴市场的监管者们有所裨益:

  第一,坚持宏观审慎的监管方法。中国银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关注宏观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与时俱进地采取适当的预防性监管措施。以往经验告诉我们,银行的行为常常表现出亲周期的特点:即在经济繁荣时期全力扩大授信规模,经济衰退时期“惜贷”情况严重。2004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正值高速增长时期,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空前繁荣,中国银监会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多项审慎举措,防止银行在此期间过度积聚风险。为防止资本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的传递,我们严禁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并严密监测用于抵押品的股权价格变动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2008年经历了股票价格下跌60%、房地产市场价格震荡回落的情况下,银行体系仍然稳健的主要原因。

  第二,发挥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防火墙的作用。鉴于市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依旧遵循《格拉斯蒂法案》的基本原则——保持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众所周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传统银行通过接受公众存款保持充足流动性,维持支付服务,如果两个市场之间没有适当的防火墙机制,资本市场的崩溃会对银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看到,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的产生,使两个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作用被大大弱化甚至消失;另外,由于金融创新发展太快,资产和风险从资产负债表内转移到表外后,银行家们甚至不知道风险传递到了哪里,也无从准确把握过度杠杆的悄然而起和迅猛膨胀的程度。

  为保证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适当分离,就需要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监管,这一做法让一些“金融监管过度论者”感到大惑不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对证券化和其他风险转移机制依赖性越强,防火墙坍塌得就越快,对管理银行风险的能力要求也越高。我们的银行在通过新产品转嫁风险方面的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探索和提高,同时投资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还处于学习阶段,监管者有责任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投资者教育。本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没有人能全程跟踪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转移,隐藏于高杠杆之中的风险变得更隐蔽,这类衍生产品风险爆发的时间也无人知晓。因此,作为审慎监管者,我们一方面鼓励银行创新,在新的领域开发新业务;另一方面坚持创新的基本前提,即良好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IT系统支持。除此以外,我们还对金融产品从设计、销售到交易最终清盘的整个过程进行检查,确保银行了解产品的系统性影响和副作用。我们认为,这是监管部门最基本的职责。

  第三,坚持最基本的监管原则和手段。尽管风险的起因与蔓延总是不断变化,但其内在基础却是一成不变的。危机时刻往往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风险管理的基础,即关注银行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管理、不良资产监控、拨备覆盖率和透明度。我们运用CAMELS+评级方法对银行进行同质同类比较,其中不仅包括高管层和董事会成员的任职资格管理,也包括对大股东的资格审查,对关联交易我们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已经建立的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基础上,银监会结合现场检查,运用先进的统计工具分析银行经营成本,并适时采取预防性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

  第四,恪守市场纪律。发挥市场纪律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是风险为本监管的有效保证。事实上,在监管者采取措施确保金融机构了解和管控风险的同时,市场纪律也得以加强。为了解决信息完整性问题,中国银监会成立伊始就把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和银行信息披露机制作为工作重点。监管部门加强信息一致性、持续性和综合性的努力,也推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质量和披露质量的不断提高。

  正如大家所知,我们鼓励境内主要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并要求所有的上市银行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同时我们也是第一个要求银行披露次贷风险敞口的监管者。我们认为,银行应采用动态准备金管理模式,因为市场价格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价格至少两三年会经历一个变化周期,而基于违约定义的预期损失只考虑了未来一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当然,公允价值会计原则和当前有关贷款准备金的做法尚不支持我们用更长远的观点去看待动态准备金制度,我们期待着向国际同行学习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在不违反公允价值原则的前提下探索有效的风险拨备制度安排。

  第五,充分认识银行激励机制对于金融稳定的至关重要性。即便作为银行家俱乐部的国际金融学会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当前银行家的薪酬设计和实施缺陷助长了短期风险偏好盛行,而所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股东长期价值和金融稳定。对此,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结构,推动高管人员薪酬和银行长期、全面的绩效水平挂钩,确保银行家们不会以牺牲银行长期、整体利益为代价从事高风险、高波动性业务,避免动摇银行系统的稳定性。

  与以往不同,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跨国界的市场创新使得金融机构的业务及风险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越来越难以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形成全景描述。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你的交易对手(C, Counterparty),了解你的业务(B, Business)和了解你的风险(R, Risk)就格外重要,如果说这分别代表了中国银监会英文简称CBRC的前三个字母,那么最后一个字母“C”就代表了合作(Cooperation)。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只有通过更密切的沟通包括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了解和处理当前的问题尤其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并让金融列车重归顺利前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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