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批评中国央行银监会小额信贷制度不合理

　　10天前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国际小额信贷运动领袖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昨天如约现身北京“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在一片镜头的注视下，他以近乎直白的“批评”给了与会的中国央行和银监会官员一个措手不及。他明确表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现在奉行的“只贷不存”原则，等于“锯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是目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制度设计。

　　尤努斯同时建议，应当针对小额信贷机构成立独立的监管机构，“不能把监管工作留给不懂的人。”

　　当天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国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谨璞正在上述研讨会上强调小额信贷机构必须坚持“只贷不存”的原则。

　　去年下半年，中国成立了7家小额信贷试点公司，但这项“体制创新”项目存在着禁区。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此前明确表示，小额信贷试点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只能运用“来自几个有限股东的自有资金和来自一个机构的批发性融资开展相关业务”，以防范金融风险。这也就是目前所说的“只贷不存”的限制。

　　来华助“和谐”

　　尤努斯是前日抵达北京参加定于今明两天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的，此次会议由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信托基金和筹建中的、由1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组成的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会共同举办。

　　身为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及行长的尤努斯抵京后称，愿与中国的同行们一起分享孟加拉国实行小额信贷的经验，希望这些经验可以为中国建设

和谐社会作出贡献。乡村银行为最贫困的孟加拉国农户提供无抵押小额贷款，至今已向大约661万人贷款57.2亿美元。

　　昨天的研讨会成为中国部委与媒体云集的聚焦中心，但迎面而来的无数镜头与闪光灯没有让一向低调的尤努斯感到任何不快。在他看来，昨天的会议仍旧是一次“开心的朋友聚会”。但尤努斯毫不讳言地表示，他此次访华就是为了能够给中国一些建议，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考虑以其经验与“名人效应”直接参与和推动发展中国小额信贷事业。

　　“体制是阻碍”

　　“中国只有10万人享受到小额信贷的服务。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遇阻显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体制障碍。”在刚称赞过中国扶贫取得很大进展之后，尤努斯随即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有条件成为小额信贷的巨人，但前提是要理顺一系列包括“只贷不存”政策与监管混乱的问题。

　　尤努斯昨天在研讨会上指出，“只贷不存”大大限制了小额信贷机构的集资能力，使“自力更生”沦为一句空谈，中国必须尽快立法解除这一限制。并且，在他看来，中国对小额信贷的监管政策模糊，“不知由谁来监管。”他强调，小额信贷的监管环境必须清晰、透明。

　　“需要法律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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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没有依据来监管小额信贷，需要法律授权。”之后发言的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局长黄毅对以上批评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回应称，监管问题是一个“重大命题”，不是哪个部门可以负责的。小额信贷可否吸引存款，尤努斯所介绍的国际经验是否都要引入中国，还有很多问题，“不是说我们不支持，而是还需要研究。”

　　“对于小额信贷，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黄毅表示，只要有足够信息、足够经验，银监会很愿意去致力于解决中国金融服务不完善的问题。

　　中国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谨璞则对尤努斯的“监管模糊”的说法表示认同，认为目前小额信贷发展的最大问题正是“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政策或法规，监管尚属真空状态。”他指出，央行历来关注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认为这是脱贫的“有效途径”，希望能够借尤努斯本次访华“大力宣扬小额信贷”。焦谨璞意味深长地说，目前并没有必要去穷究小额信贷监管是以银监会还是央行为主，“形式是表象，内容是实质。”

　　然而，和黄毅一样，焦谨璞并没有接受尤努斯“只贷不存”的质疑，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我国已“明确”界定了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的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管理委员会主任杜晓山教授昨天向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表示，小额信贷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只贷不存的政策是可行的，还不具备条件成立能存能贷、功能齐全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

　　今晤吴晓灵

　　据悉，尤努斯昨天下午还奔赴

北京大学进行演讲，并参与了一次签名售书的活动。

　　与中国的监管层沟通显然也是尤努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谨璞昨天透露，尤努斯今天将与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和行长助理易纲见面，并共进午餐。尤努斯强调，世界小额信贷峰会很快将于加拿大召开，他希望届时能够为会议带去“中国的消息”，而消息将取决于今天的会面，以及本次“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的成果。

　　早报记者 张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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