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革军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外部、内部不确定性的双重叠加增大了政策选择的难度。面临类似政策选择尴尬的并非只有中国,这也是很多经济体的共性难题。当美联储2015年末开始加息时,一些观点就认为美国可能因此进入小幅而漫长的加息周期。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经济下行的隐忧就改变了很多人的预期。欧盟、日本也是如此,各种经济矛盾交织,央行[微博]不得不持续量化宽松。变幻莫测的经济正在加剧政策的调整频率,也使相机抉择成为必然选项。
在日益不确定的环境下,很多人开始担心通缩或滞胀的风险,甚至担心会发生新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依赖宽松政策,延缓结构改革,并引入负利率机制,以刺激社会总需求。我国面临的环境同样严峻复杂,既要摆脱对以往发展路径的依赖,又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既要解决短期供需矛盾,又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既要恰当处理内部经济矛盾,又要加强外部政策沟通与协调。面对诸多的二元选择,亟需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突破。
面对全球化的环境,准确判断未来世界经济变化并不容易。这是一个困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复杂环境下的政策导向,也拥有许多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共识。我国已经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致力于构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体制,这为我国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寻求突破奠定了政策框架基础;同时,我国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策储备,在各方面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现在需要做的是,按照这些政策方向,坚定地推进改革、精准发力、改善结构、完善市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只有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希望走向新的彼岸。面对经济增速的下滑和外部环境的趋紧,毫无疑问需要适时调整宏观政策。但实施宽松政策不能以延缓结构改革、甚至加剧结构性扭曲为代价。我们应汲取过去刺激政策的教训,力图避免重蹈覆辙,更好地在宽松政策与结构调整中把握平衡。
我们能做什么?各种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并形成了一些共性的方向:加强公共产品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一个二元大型经济体而言再强调也不过分;加大产业间融合和产业链价值的拓展,以扩展技术的综合运用和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深化价格、利率、汇率改革,校正扭曲,优化资源配置;改进创新创业环境,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继续加大国有企业和机构的结构性改革,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激发资本的力量;改善薄弱环节的精准供给,提升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我们不能做什么?比较一致的共识是,政府不能用计划手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涉足市场性、商业性的项目。因此,应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把政府有限财力用于公共领域,通过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用市场完善市场,以市场振兴产业和实业,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所有变革中,经济制度变革是关键要素,也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量。制度变革是我国成功进行改革开放的基础,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好的制度总是给人带来信心和力量。我们应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经济制度,有效动员和凝聚各种生产要素,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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