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维理念的转变

　　黄志凌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期

　　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上行期或下行期的概念了，我们可能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传统的思维和观察方法需要作出改变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虽然原因很多，但中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对全球的影响较为有限，外界关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程度与前景，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经济对世界的总体影响。但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付诸实施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在全球的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许多的经济指标都变成了世界第一，比如一些工业品和农产品产量; 多种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也成为全球第一，比如铁矿石、石油等。随着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速已经变成了影响全球的大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增速从10%以上跌到6%，国际市场都没有太大反应，但现在经济增速的细微变化和波动都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和业界激烈的争论。最近几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特别关注，以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都要考虑中国因素，这是前所未有的。

　　观察过去的15年（2001～2015年），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有几个不同的时期。应该说，每个时期经济运行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人们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看法也随之变化。回顾经济观察史，不难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普遍认识各具特点。当经济处在上行期时，人们对形势的判断往往不存在方向性分歧，只是对上行程度认识不同，很少有人关心经济是否会回落，大家关注的是上行期能持续多久、是否存在泡沫。中国经济自2000年一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处于一个持续的上行期，尽管期间增速有所波动，但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方向会发生逆转，即使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也很少有人认为会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同样，如果经济处于下行期，例如经济危机期间，很少有人会质疑下行的方向是否正确，人们关注的是下行的破坏力有多大、经济衰退到底要持续多久。但当前中国经济可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从2012年到2015年，连续16个季度经济都在7%到8%的区间内窄幅波动运行，既不是上行期，也不能说是下行期。由于经济增速在狭窄的通道内横向盘整运行，人们习惯于争论经济下一步是企稳回升还是持续下行。坚持经济下行论的人可以找到很多衰退的行业、宏观经济指标佐证；倾向经济企稳回升的人也有很多的论据支撑。尤其在2012年经济增长跌破了8%的“新世纪的习惯保底线”、2015年第三季度击穿了7%的“社会心理底线”后，市场上弥漫着“悲观”情绪。业界有些观点认为经济还要持续下行，可能会跌到6％、5%，甚至最极端的观点认为会到3%。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结构转换时期，认识分歧在所难免。

　　其实，现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之所以有这么大分歧，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上行期或下行期的概念了，我们可能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我们的传统思维和观察方法却没有变。如果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变化，改变观察与思维的角度，很多认识就能达成一致。在经济上行期，大部分行业和企业都是蒸蒸日上。但是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即使是好的、有竞争力的行业，也会遇到严重的挫折。而在一个横向盘整的结构转换时期，行业分化特征则比较明显：一些行业发展速度较快，超过了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些行业正在萎缩，增速低于一般经济增速，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还有一些行业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透过这三类行业的数据变化，可以洞察中国的真实经济情况：有“好”有“坏”是基本特征，某些行业出现困难甚至萎缩，其实是经济模式转换时期所特有的现象；好坏并存的现状，表明我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细微但深刻的变化。目前大家感觉比较悲观、指标持续恶化的行业，大部分属于高耗能、产能过剩和劳动密集型。六大高耗能行业的产值增速和利润增速放缓，对整体工业增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这些行业增长速度的减缓恰恰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这些行业面临严峻形势，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经济结构调整其实是好事，如果现在这些高能耗行业继续高速增长，表明经济结构仍未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仍未转换。

　　中国经济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结构转换上，还体现在量级变化上，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步入大型经济体的行列。理论上，针对“大国经济”的观察要区别于小国经济，必须用大国思维来管理调控经济。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中国经济在增长规律、调控方式等方面都会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些传统上行之有效的认识、策略突然变得无效，一些习以为常的数据规律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在面对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数字、经济形势时往往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对政策制定和市场行为都会产生影响。因此，要充分把握大国经济运行和数据的新特点，统一认识，提升宏观调控能力，避免认识上的混乱带来行为上的偏差。

　　驾驭大国经济的思维理念

　　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必须要考虑本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外部“溢出效应”。当经济体量较小时，国际市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波动并不敏感，而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如果经济增长依旧靠出口来拉动，这显然是全球市场不能承受之重。大型经济体在汇率、利率、货币储备等方面，任何的举动都会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美联储2008年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影响了美国经济，更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走势。例如，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调整，股市大幅波动，都对全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国经济体更加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必须要有经济战略纵深的安排，否则一旦出现大国经济对抗，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作为大型经济体，首要任务是经营好国内市场，而不是将希望都寄托在国际市场上，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由外需转向内需、由投资转向消费的战略转型。大国经济的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有别于小国经济，必须靠市场配置资源，不能照搬过去的经验。大型经济体更讲求平衡之道，美、欧历来非常重视整体经济的平衡，日、韩等外向型国家由于无法建立本国的经济平衡，故而始终忧心忡忡。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国家治理体系，速度与效益不可偏颇，内部与外部需统筹考虑。即使是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换，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应该尊重市场规律。驾驭大国经济的平衡之道要注意以下几个思维理念问题。

　　更加注重规模平衡，高度警惕缺口风险

　　大型经济体应该高度重视经济平衡，一旦出现了显著缺口，一定要想办法填补，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近来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与缺口管理不到位有关。一是净出口下降产生的缺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净出口对GDP贡献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贡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观上判断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填补净出口下降所产生的缺口，但对于如何从战略上启动内需并没有前瞻性考虑，以至于大量短期应对措施仓促上阵。二是投资缺口。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到了2011年突然急刹车，宏观经济出现明显缺口，形成巨大的纵向市场收缩与横向波及效应。2010～2014年，投资增长的速度不断下降，尤其是政府投资突然减少，引发民间对经济增长的负面预期。而美国在经历4轮量化宽松政策（QE）后，退出QE以及之后的加息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三是消费缺口。从理论上说，在出口萎缩、投资下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增加消费来弥补缺口。2012～2013年，控制政府消费性支出是完全正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同步启动私人投资与居民消费来弥补由此形成的缺口，而这个缺口一直到2015年才由居民消费所弥补。

　　更加注重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大国经济体不仅有总量的问题，更有结构的问题。有时会出现结构不合理，甚至出现在总量过剩情况下的结构性短缺。大国经济不能简单地看几个总量指标，要透过总量看结构。以钢铁产能过剩为例，2013年全国钢材产量为10.7亿吨，受制于技术水平，钢材出口量仅为6234万吨，但同时还有大量高端钢材依靠进口，如新能源汽车、高铁、大飞机、航天、船舶等重点领域的关键钢材。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许多其他行业。我国目前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短缺，仅仅控制总量，解决不了问题。从产能的结构来看，政策选择应该是有保、有压、有增、有减，总而言之，大国经济问题不能简单对待。

　　注重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与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平衡

　　很多人拿西方经济的理论来衡量中国经济的现实，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以去杠杆的政策建议为例，判断宏观经济的杠杆率是否过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不同宏观经济环境，都会呈现不同的杠杆特点。但一些研究报告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直接拿中国的数据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一旦某个或某些指标的数值与国外有较大差异，就得出杠杆率过高的结论。殊不知中国经济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欧美，以央行[微博]资产负债表为例，中国人民银行[微博]的资产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汇占款、存款机构缴存的准备金等负债端驱动的，与美国联储的资产扩张有很大的不同，在货币杠杆的判断上就几乎没有可比性。当前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经济的负债率太高，更不能采取急功近利式的一次性去杠杆。事实上，中国目前面临很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杠杆率在短时期内下降到西方学者给出的经验数据，经济可能出现严重的危机。杠杆率的调整应该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过程，例如日本的杠杆率一直很高，但从来不敢轻言去杠杆。

　　注重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传统干预方式和市场预期管理的再平衡

　　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在已经全面融入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必须遵守国际市场的经济规则。三十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方向不可逆转，经济总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逐渐淡出，市场将扮演基础角色，日本、韩国如此，中国亦如此。通过本轮股市的波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首先是政府要逐渐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作用，同时转换政府职能，解决政府管理缺位和不到位问题。

　　对宏观经济的常态调控还应该借鉴预期管理方法，如果经常采取让市场措手不及的“神秘”管理方法，会放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也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直接调控的成本太高，有时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大型经济体在市场发挥基础作用的时候，更应该注重预期管理，引导市场的预期。近年来，美联储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实行前瞻性指引，对于开放的大型经济体，预期管理比直接干预更加有效。

　　经济领域的三个问题需重点关注

　　对于大国经济，除了转变思维理念，还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真正实现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转换，关键是经济升级，将工业升级提升为国家战略。经济要升级，工业能否升级至关重要，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怎样适应国内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升级供给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促进工业品生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是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提升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换代，这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拉动当前投资需求；二是通过创新产品唤起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三是增强出口竞争力。政府应主动选择战略性产业，加大技术更新投资力度，提升企业家信心，拉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激发潜在需求。

　　二是抛弃简单经济周期规律的行业复苏幻想。始于1974年、席卷美国和欧洲主要工业国家的“钢铁危机”，是工业化国家钢铁业结构性变化的标志。危机之初，很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钢铁行业的又一次周期性下跌，但是这次钢铁危机的剧烈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英、美、德、法等国钢铁产量下降近50%，并伴随大量工人失业。尽管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钢铁业又经历了几次复苏，但是这些工业国家钢铁业就业人数再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随着我国迈入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规律和经验可能失效，要抛弃对历史规律幻想，钢铁行业是这样，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很多传统行业很难再回到往日的辉煌了。

　　三是着力提升微观经济活力与引导企业家预期。微观经济活力不是简单依靠政策刺激就能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引导企业家的预期。目前有些外国企业家已经看到中国经济的变化，并在筹谋布局，但国内的企业家却普遍感到悲观，宏观管理怎么引导企业家的预期至关重要。在大国经济、开放的市场体制下，已经不能再靠“发指示，做计划”来刺激经济，而是要努力通过引导企业家预期激活微观经济活力。政策制定部门尤其要避免对市场麻木不仁，更不能总是逆市场而动，如果市场持续呼唤某些政策出台，必然有其原因，应该在深入分析、积极甄别、科学论证之后从善如流，恢复市场信心。■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 贾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