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强市的“困难分行” 过度授信 如何演变为坏账
记者 秦丽萍
银行追求规模扩张、短期利益而过度授信，加上可能没有严格监控贷款用途，也是这波不良贷款的原因
[ 浙江银监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1965亿元，比年初增加156亿元。不良贷款率2.46%，比年初上升0.09个百分点。 ]
[ 银监会数据显示，从2014年开始，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增长迅猛，从2014年一季度末至2016年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从6461亿元一路飙升至1.44万亿元，增幅达122%；不良贷款率从1%上升至1.75%。 ]
[ 2008年第四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断崖式下跌，从第三季度末的1.27万亿元猛降至第四季度末的5602亿元，同期的不良率从5.5%降至2.42%。此后直至2013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一直维持在4000亿元~6000亿元水平。 ]
杭州、重庆、宁波、成都、温州、福州、泉州、东莞，看看这8个城市名字，怎么也难想象会与“困难户”挂上钩吧？
你没看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从有关渠道获悉，这8个城市所在的分行，已被某股份制银行列为“困难分行”，该行7月底内部发文，希望总行各部门、各事业部和各分行能给予这8家分行帮助，以使其尽快扭亏为盈。而这些“困难分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坏账多、出路少、团队弱”。
不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银行人士表示，该行“困难分行”的处境并非个案，随着宏观经济下行，企业自身经营状况恶化，东北、珠三角、长三角和福建的风险先后浮出水面，各家银行在这些地区都存在坏账压力，风险暴露只是或迟或早、“困难分行”所属地不同而已。不过，银行业人士普遍认为，经济越发达地区，此前银行争相抢占市场，企业过度融资和加杠杆，如今坏账的情况越严重。
因坏账受拖累的“困难分行”
据悉，为了帮助8家“困难分行”脱困，该股份行在总行风险管理部设立“困难分行”帮扶项目办公室，全面统筹“困难分行”脱困项目的推进和协调工作，该帮扶项目办公室还设立了问题反馈专用邮箱，全面收集“困难分行”的各项问题和主要诉求。
与此同时，总行要求各行业事业部、产品事业部、风险条线、财务条线、人力资源条线一齐上阵，为“困难分行”提供助力。
比如，风险条线被要求支持“困难分行”发展增量业务，化解存量风险。强调要加强坏账的清收化解，提升分行清收保全团队战斗力，全力化解各项存量问题资产。
财务条线则要加大考核激励力度，增强“困难分行”扭亏的信心和积极性。具体要根据客户的不同层次、不同风险水平，实现差异化定价，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定价水平和定价策略。加大对“困难分行”的资本、费用等资源的支持力度，确保其重要业务顺利落地。
不过，“困难分行”要借助总行“输血”的机会，制定可行方案，切实调整结构，要清晰核算经营成本如何控制，亏损业务从哪里弥补，增量业务如何发展，坏账如何化解，尽快扭亏为盈。
一位股份制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目前除了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区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问题都差不多，都是因为宏观经济下行，企业经营持续恶化。在不同地区，银行业坏账爆发出来只是或早或晚的差别。该股份行‘困难分行’的这些压力是目前行业普遍现状，并非个案。”
该人士称，目前银行业坏账压力最大的地区在东北、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风险暴露得也最早。“东北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本身经济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经济占比小，而且国有经济又以过剩产能为主，受到经济下行影响严重。今年年初开始持续发酵的东北特钢债券违约事件就是这种现状的一个缩影。”
由于能源、重工业等行业的衰退，2015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名义GDP增长率分别是-0.29%、3.41%和0.26%。数据显示，随着东北经济地位的下滑，东北民营经济的活力也在下降，2003年至2015年间，东北GDP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从11.1%降至8%；进入“中国民企500强”的东北企业从18家减少到9家。今年前5个月，东部地区民间投资平均增速8%，而东北地区民间投资则大幅下滑了三成。
谈到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银行不良贷款，一家股份制银行华南某分行副行长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两个区域民营经济发达，外贸依存度高，低端外贸企业利润微薄，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宏观经济一旦下行，再加上近几年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这些地区的民营经济受到的影响很大。”
上述股份制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人士亦表示赞同：“2012年和2013年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坏账就开始暴露，集中在钢贸、煤炭、水泥、光伏、电解铝等行业，哪家银行跑得慢就死得更快。近两年，在风险控制上，银行对问题大的行业贷款更加慎重，采取进一步压缩的措施。对不良贷款严重累积的行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民营企业），银行惜贷，放贷非常谨慎，看不准的不敢放，这对企业经营来说是雪上加霜。”
浙江银监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1965亿元，比年初增加156亿元。不良贷款率2.46%，比年初上升0.09个百分点。
在另一家国有银行公司业务部人士看来，江浙一带和福建目前出现的不良贷款，与民营经济发达且企业加杠杆有很大关系。“在经济上行时，杠杆用得越足的地方，现在去杠杆之下遇到的问题越突出。2014年、2015年，江浙一带和福建的问题已经爆发出来，今年我们银行已经逐渐消化。广东的问题还没有江浙一带和福建严重，但也可能只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过度授信付出的代价
在风险控制人士看来，经济下行导致企业经营恶化，无疑是这一波不良贷款最大的主因，但银行也不是“无辜人士”，某区域性银行风控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这波“不良”浪潮背后的内在原因是，银行追求规模扩张、短期利益而过度授信，加上可能没有严格监控贷款用途，导致信贷资金或被挪用，这也是银行应该为这一波不良付出的“代价”。
银监会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从2009年末的78.8万亿元扩张至2016年6月末的218万亿元；总负债从2009年末的74.3万亿元扩张至2016年6月末的201.8万亿元。与此同时，2008年第四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断崖式下跌，从第三季度末的1.27万亿元猛降至第四季度末的5602亿元，同期的不良率从5.5%降至2.42%。此后直至2013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一直维持在4000亿元~6000亿元水平。
“在这一波经济周期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银行一窝蜂拥入，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确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同时也有过度授信之嫌。对于好的行业和企业，银行一哄而上争相放贷，宠坏了企业，很多企业甚至将自有资金转移到境外，而在境内的企业发展全靠银行贷款。钢贸行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交易资金量巨大，且抵押品充足，银行都去争抢钢贸客户。”该人士表示，结果导致这些企业的授信用不完，拿到贷款后违规投入股市、房地产或去对外投资。
然而，宏观经济一旦下行，就会成为压垮信贷表面繁荣的最后一根稻草，企业违规投入股市、房地产和对外投资的资金无法全款回收，甚至不惜借助于短期高利贷来周转资金，造成资金链断裂，被掩藏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成为银行不良贷款。
“例如温州、杭州等江浙一带，主要受钢贸行业拖累，银行累积了大量坏账，从2012年~2013年就开始爆发，随后银行开始收紧这些行业贷款，致使企业经营更加恶化，不良贷款至今仍在发酵，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上述人士称，这也反映出当前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短板，即仍然以关注信用风险为主，对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IT风险等重视不够。但事实上，在当前银行经营中，这些风险的交叉感染和传导越来越明显，比如，基层信贷员因业绩考核，没有严格把控贷款流向致使企业挪用信贷至其他用途，经济下行时无法回收贷款，这就是操作风险传导至信贷风险。
提到银行过度授信的问题，上述国有银行公司业务部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在4万亿信贷刺激下，各家银行在放贷过程中都存在将授信放大的问题，但真正的风险在于银行没有盘算企业整体有息债务比例和整体负债水平，实际放贷量过大。“这里面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企业可以在这家银行贷款去还那家银行的贷款，而银行则高估或低估了自己的融资同业占比。以前，总行强调在授信时要查看融资同业占比，但在鼓励放贷时，分支机构为了追求利润，并没有当回事。而现在，总行又再三强调要把控融资总量风险。”
银监会数据显示，从2014年开始，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增长迅猛，从2014年一季度末至2016年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从6461亿元一路飙升至1.44万亿元，增幅达122%；不良贷款率从1%上升至1.75%。
与此同时，作为不良贷款的先行指标，银行业关注类贷款也在攀升。根据银监会数据，2014年末至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关注类贷款余额从2.1万亿元（占比3.11%）上升至3.32万亿元（占比4.03%）。此外，作为衡量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拨备覆盖率则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跌，从2012年末的295.5%一路下滑至今年上半年的1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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