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银行业在更高阶段向传统银行业回归(节选)
文/陆晓明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研究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5期
金融危机以后，面对新的环境和各种挑战，美国银行业正在重新调整，并谋求新形势下的持续发展，其总体特征是回归传统，同时继续转型变革，向更高阶段循环攀升，且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银行业的复苏速度、会计业绩及资本市场表现均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结构性转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业面对多重挑战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具有安全第一、效率其次的倾向，而针对这次危机中金融创新无度直至产品异化导致系统性危机的特征，监管改革相应地做出了调整，明确针对整个金融业，并对金融机构及市场的具体业务、产品和经营作了大量规制。
近几年实践显示，美国金融领域的风险确实得到了控制，银行业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增强。例如2010-2015年美国存款机构的年破产数从峰值时的157家降到8家。但正如市场预见，监管改革也带来了副作用和意外影响。
金融市场生态平衡被打破，市场正常有效运转受阻。新巴塞尔协议提高了银行持有公司债券的风险权重，要求银行将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做市活动从场外转移到中央交易对手方CCP集中清算，并对银行资本提出了杠杆率要求。此外，2014年实施的“沃尔克规则”对银行自有账户交易进行了限制。这些举措都增加了银行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的成本和管理难度。在这些新规压力下，银行减持了公司债券，缩减了做市业务及套利活动。这一方面影响了银行收入，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市场流动性和深度，其结果导致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外汇及其衍生品等金融资产价格扭曲，并进而导致资金错配。
国际统一监管与各国分割监管，以及金融市场全球化与监管属地化的矛盾上升。根据金融危机以来的监管实践，IMF研究人员提出国际金融存在新的三元悖论：金融系统稳定 - 银行业跨国发展 - 各国独立对外资银行制定监管和救助政策，三者不能兼得。而由于前两项不可能放弃，能放弃的只有对跨国银行的分割监管，实行全球一体化监管。然而这种一体化监管尚在起步期，目前正在建立中的区域跨国一体化监管救助机制——欧洲单一处置机制（SRM）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但由于真正全球一体化的监管机制远未达到成熟程度，上述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银行受到严格监管，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资本市场则趁机大行其道，增加了银行业脱媒压力。经济周期及货币政策的反常变化，对银行发展带来很大影响。美国在宽松货币政策与严格监管的合力作用下，正在经历一个跨度更长、增幅更低的特殊扩张周期。相应的也在经历一个时间更长、水平更低的宽松利率周期。这些对银行业务发展和利润增长带来很大影响。
客户和市场对银行提出更高要求，传统模式难以应对。金融危机后，客户和市场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个人和公司机构客户需要从银行得到的不仅是单项产品，而是能够涵盖其生命周期及价值链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第二，银行业国际化的驱动因素从国际贸易更多转化为直接投融资、价值供应链、跨国公司和产业内贸易等，相应的，银行业务更多受到资金、资本流动驱动。第三，随着资本市场发展，银行客户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间重组。其特征为：大公司更多依赖市场融资，银行信贷更多成为家庭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银行须同时具有满足这两种融资需求的能力。
美国银行业在更高阶段向传统银行业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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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内容详见《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5期。
(作者陆晓明就职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研究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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