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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银行业》记者 李立群
在帮助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提供包括信贷在内的金融“硬服务”外，浙江省银行业还根据“走出去”企业实际情况和需求提供了诸如法律、政策解读、风险提示、合作企业资源等“软服务”。
曾为古丝绸之路重要生产地和集散地，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之一的浙江省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门户省份。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浙江省的“宁波-舟山”港成为我国重点规划布局的15个沿海城市港口之一，此外“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也为这个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蓝色”机遇。数据显示，2015年1-7月，浙江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投资项目87个，同比增长97.73%；投资金额为25.91亿美元，同比增长4.43倍。
在此过程中，浙江银行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创新助力相关项目落地，有效发挥了资金融通的核心功能。当地银行业充分运用贸易融资、涉外担保、内保外贷、境外发债等信贷产品组合，多元化满足企业境内外融资需求。同时，还对投贷联动、全球境外联动授信等业务进行了探索。截至2015年7月末，浙江主要商业银行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工程等经贸往来企业提供的贷款余额1300多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帮助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提供包括信贷在内的金融“硬服务”外，浙江省银行业还根据“走出去”企业实际情况和需求提供了诸如法律、政策解读、风险提示、合作企业资源等“软服务”。
“1+4”监管引领浙江银行业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是长江黄金水道和南北海运大通道构成的T形宏观格局中的交汇地带，具有连接东西、辐射南北的区位优势，是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关键门户。其中，杭州、舟山、义乌等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发挥了战略支点作用。
按照今年3月三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这些重要节点城市，除了对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构建互联互通的运输枢纽之外，当地企业也正在积极“走出去”。目前，杭州市已成立了我国首个跨境电商试验区——中国（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当地企业跨境贸易搭建“空中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包括舟山群岛新区、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和“宁波-舟山”港一体化等项目也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如何多措并举使当地银行业更好对接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就成为工作重中之重，这也是浙江银监局党委副书记袁亚敏平日考虑最多的问题。袁亚敏用
“一条主线”+“四大抓手”来概括浙江银监局引领当地银行业的思路。“地方发展若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就无法走远，我们全力引导当地银行业深入对接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因此‘强服务’是工作的一条主线。”今年该局出台了《关于银行业强化服务实体经济工作的指导意见》、《支持金华经济转型发展十条措施》等多个指导意见，引导银行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探索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加大对“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信贷支持。
“四大抓手”则是该局落地“强服务”主线的四个着力点，即抓重大项目、抓重点区域、抓政策研究和抓体系建设。针对本省和重点区域情况，浙江银监局有的放矢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加强产业政策引导，搭建了银企、银项对接平台，促进金融服务、产品更好对接项目需求。“比如，前段时间我们与金华市政府召开了浙江银行业支持金华经济转型发展的推进会，并出台了相关政策，熊涛局长率领省级银行业机构‘一把手’参加了会议，共有20家银行与25家企业授信签约188.79亿元，打造了银政企合作示范模式。”
此外，结合重大项目资金需求量大、涉及面广的特点，该局还指导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将推进银团贷款作为年度重要工作，确定了年签约总额1000亿元的目标。“在一些大项目上，我们引导银行组成银团贷款，能有效分散企业所带来的风险，也能降低因银行间过度竞争而造成的违规风险。”袁亚敏表示。
与此同时，以政策为抓手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落地也是该局工作一大重点。中国（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成立后，浙江银监局作为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不断加强与银监会汇报对接，并保持与省里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衔接，研提意见和建议。“因为这个电商试验区是浙江省独一无二的，我们力求使各家银行总行在试验区尝试更多产品创新，有更多项目能开花结果。”
此外，该局还及时跟踪其他地区自贸区等金融集聚区相关金融创新政策的后评估，研究有关政策在浙江复制的可行性。如针对浙江外贸依存度高、对外投资兴起的情况，浙江银监局专题研究了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情况以及对浙江的影响和积极利用账户功能的建议。
另外，为了使本地银行业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加差异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该局还力求完善机构体系建设。一是优化银行机构网点布局，鼓励和引导差异化、特色化、精细化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重点布局领域增设机构网点。二是丰富机构类型，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袁亚敏表示，目前该省已有5大类16家地方法人非银金融机构（含筹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三是推动科技金融的专营体系建设。鼓励银行机构探索设立科技金融专业团队和专营机构，探索和丰富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实践空间，专注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信息化与产业深度融合以及“双创”项目。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浙江银行业已设立了35家专注于科技金融服务的专营支行。
“全面+个性”打造银行业服务体系
今年8月，银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银行业支持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进行金融创新，包括通过实施银团贷款、联合授信等开展信贷创新；探索开展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模式创新；鼓励发挥信托功能支持铁路发展基金募集；鼓励针对政府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特点开展金融服务创新等。
长久以来，浙江省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具创新活力的省份之一，而金融是创新基因最活跃的行业之一，在这里民间资金充裕，股票、期货、基金等金融市场交易量一直居于全国前列。如何充分结合本地金融和资本特征创新金融服务成为浙江银行业的新使命。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挥各自优势，通过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助力“一带一路”。
银行业在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和企业“走出去”主要提供两种服务，即全面的金融服务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主要有“表内+表外”、“境内+境外”和“商行+投行”等方式，产品逐渐由单一传统信贷服务向“一揽子”金融服务演变，核心是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体系。
工商银行宁波分行行长董继松表示，该行专门制定了“一带一路”区域信贷政策，分别从重点领域投向、国家投向和配套支持政策，风险控制等几个方面，为深入挖掘和服务“一带一路”提供政策支持。宁波分行重点运用内保外贷、跨境并购、境外人民币贷款等创新型融资工具，多方位满足了客户需要。特别是针对企业个性化金融日益强烈的需求，充分依托总行国际化网络和专业化经营团队，以及宁波跨境金融政策优势，为“走出去”的企业量身打造个性化解决方案，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宁波圣龙（集团）副总裁罗力成深有体会。2014年，圣龙获得了捷豹路虎的全球项目，计划在美国建立5个加工中心，预计每个加工中心投入4000余万元，总计需要2亿元资金。“当时项目周期非常紧张，生产设备到位时点需要掐准，产品能否顺利量产至关重要”罗力成回忆，当时圣龙考虑了多种融资方案，但囿于授信额度有限，无法从根本解决融资问题。
得知情况后，工商银行宁波分行主动营销，迅速组建了专业团队，利用宁波是全国唯一的对外债权登记试点城市优势，为该集团创新授信核定模式，成功为其境外子公司直接核定授信，并向其境外子公司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发放融资1000万美元贷款，资金从申办到发放仅用了两周。而对于工商银行来说，这也是行内全球联动授信业务的首次突破。
除了基于传统金融服务的创新外，本地银行业在社会融资股权化日趋明显的背景下，还对“投贷联动”业务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不久前，舟山市发起设立了总规模为100亿元的“舟山江海联运产业投资基金”。针对舟山航运企业、船舶制造企业、海洋新兴产业不同的资金需求，该产业基金将采用PE（股权）投资、夹层投资、融资租赁、资产回购等多种方式服务企业。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优先级投资人，代表工行出资60%，政府则作为劣后方出资15%。
工商银行舟山分行投行部屠炯认为，在此种模式下，商业银行得以参与到项目的资本金投入中，形成了“商行+投行”创新业务模式，为企业提供了包括信贷、投资顾问、融资方案设计、资金托管等一揽子金融服务。“通过这些途径，商业银行可以较早介入项目规划，并积极引导基金紧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做出判断，有效控制风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杠杆，给与项目更多资金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当地银行业还根据客户需求主动拓展服务内涵，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法律法规、金融监管政策解读、风险提示等“软服务”。针对此种情况，中国银行宁波分行依托总行和海外机构的专业技术优势，建立了相关机制，解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此类问题。“中行会在企业‘走出去’之前将相关国家的最新政治情况，需要注意劳工法、商业监管政策以及如何交税等哪些重要信息告知企业，并尽我们所能提供给企业更多资源，让企业少走弯路。”中国银行宁波分行姚华明说。
在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卫新眼中，与中国银行宁波分行的合作更像是一种伙伴关系，而非简单的信贷服务。该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成立生产基地初期，对当地法律、税收和经商环境均缺乏深入了解，中国银行宁波分行了解情况后，主动与海外兄弟分行联动，为百隆在越南提供了场地选址、法律顾问、验资登记等服务。“通过中行，我们认识了当地的大使馆、建筑队、设计院乃至供应商。”
而政策性银行则更多发挥了规划先行的优势，并率先契合国家战略和地方政府需求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国开行宁波分行副行长范俊介绍，规划先行是国开行区别于商业银行的特色之一，在前期就可介入地方规划的编制之中，与政府更易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更多跟随政府的热点走。比如，针对宁波市提出以“港口经济区”建设为载体承接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思路，该行启动了《开放性金融支持宁波港口经济圈建设对策》的课题研究。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很多项目是政府急于推动，却缺少资金，也不是很成熟，这需要国开行将非市场化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这里就需要创新”，范俊表示。据悉，该行探索了公路行业多元筹资的公路投融资模式，并根据宁波市实际及项目特点进行创新，灵活运用多种PPP模式，破解了公路融资难题。
实际上，在银行业助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发展的转型与升级，并获得了宝贵的机遇。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表示，在经济压力下行比较大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为银行未来资金投向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可以以此为契机丰富产品和服务。“浙商银行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布局，我们计划在‘一带一路’上布局网点，并重点发展国际业务、投行业务和结构性融资业务。”
同时，亦有银行人士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总纲，需要各个行业部门的政策配合。比如，在信贷“走出去”的过程中，就会碰到各种特殊情况，若依然依附于原有政策的条条框框，就会遇到一定阻力。“在中国还是以政策为导向，只要上面的政策对头，下面就敢于做，所以自上而下容易，自下而上很困难。”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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