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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韩松 蔡玉冬 闵文文
访中国人民银行[微博]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博士
共享经济一定会催生共享金融。共享经济和共享金融将显著改变人类亘古以来的囤积（hoarding）倾向，极大提升资源——包括实物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往无法交易的商品、服务和资产变得可交易，消失了的市场和经济组织形式得以更高形式的再生。
▲ 姚余栋 中国人民银行[微博]金融研究所所长
和姚余栋聊天，自然不能不谈及次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是否决定加息的问题（“不会”，姚余栋判断）；谈美联储是否加息，自然要引申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究竟是周期性（cyclical），还是如萨默斯（Lawrence “Larry” Summers）所言，我们正处在一种“secular stagnation”（长期停滞）之中的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再探讨他关于“共享经济成为极具发展潜力与想象空间的‘抓手’”的论断才特别恰如其分。
要将这个问题讨论清楚，的确是个“开脑洞”的过程，其间所涉及的理论探讨，从入门级的Econ 101，到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金融工程、计算机算法，以及由他首次提出的“四次迁徙”的人类学视角，让我们跳出当下“互联网金融”的各种噱头，以宏观大历史的视野，看当前正进行中的经济与金融变革，庶几不会迷失。
按照姚余栋的观点，从10万年前，现代智人的祖先走出非洲，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再到未来的世界中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整个发展脉络和逻辑链条中，共享经济和共享金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四次迁徙—— 一个人类学视角
《当代金融家》：您率先提出从人类学“四次迁徙”的角度看共享经济与共享金融。请您先谈谈这四次迁徙。
姚余栋：要理解共享经济学的逻辑，我们需要从人类学和“互联网+”的视角加以审视。从这两个视角出发，我们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首次提出了“四次迁徙”理论。
第一次迁徙，是大约10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走出非洲，人类就此走向全球。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狩猎—采集（hunter-gatherers），即男性主要从事狩猎活动，女性主要从事采集活动。两性差异中的诸多方面可以归因于此种分工，诸如，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加长于记忆、具备更强的分析能力与韧性等。彼时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是50人左右的群体（band）。婚姻作为一种分享模式即在此时出现：狩猎活动具备高预期回报，即充足的优质动物蛋白，但也具备更高的不确定性，即可能一无所获；相比之下，采集活动具备较低的不确定性，但预期回报也相对较低，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此外，其稳定性也受制于季节性波动等制约因素。因此，优化的选择是二者组成家庭，财产共有，平等分享收益，熨平风险。
第二次迁徙，是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农耕定居时代，人口得以更快速增长，财富得以积累，出现了上千人规模的聚落，逐步形成作为政治实体的城邦，文字、金属冶炼、商品交换、货币等开始出现，人类由此步入文明时代。
第三次迁徙，是1820年后的工业革命，出现了人口达千万级的大城市。
第四次迁徙，是当前向虚拟空间的迁徙。网络空间、手机场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当代金融家》：您所提到的第四次迁徙，即向虚拟空间的迁徙，与共享经济的兴起之间，其内在的逻辑该如何归纳？
姚余栋：首先是征信体系的穿透。在物理空间，个人的行为很难留下痕迹，而在虚拟空间，个体的每一次行动，诸如购物、社交、旅行等，都会留下痕迹。例如，一个消费者在线下购物，不一定会被纳入记录，但在天猫[微博]购物，则一定会留下可追溯的痕迹，这些痕迹可以不断地被纳入征信体系内。虚拟空间的这一特性，理论上，使得征信的渗透性极大强化，甄别失信者和作弊者变得更加容易。
征信的强化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以往在使用租车服务时，我们会回避没有正式牌照的所谓“黑车”，因为我们无从分辨“黑车”的驾驶人是否是“好人”，不愿为相关服务支付合理对价，迫使诚信的服务提供者退出市场，留在市场的往往是非诚信的市场参与者，从而客观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非正规租车市场也就成为典型的“柠檬市场”（market for lemons）。这是信息经济学上的经典理论，可以参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但在虚拟空间，理论上，此一现象能得以有效解决，例如当前流行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租车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身份、信用等可以得到有效验证，信息不对称现象不复存在，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并乐于支付合理对价。
《当代金融家》：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并不一定构成资产所有者乐于分享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很多情况下，拥有和囤积资产，而非分享，可能依然是资产所有者的理性选择。究竟是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可以鼓励分享？
姚余栋： 虚拟空间的一大特征是供给曲线自动右移，价格不断下降。例如，我们都观察到，天猫平台上的商品价格总体呈不断下行趋势。以往数年的全球经济一方面保持增长，另一方面却处于通缩状态，这让很多观察人士无法理解。但如果考虑到网络经济的特性，这一现象不足为奇：线下的传统商场，受制于物理局限，日均销量可能只有千量级SKU，而天猫之类的网上平台，理论上，销量则可达到无限大。
商业活动向虚拟空间迁徙，又导致线下资产价格的下降，这又促使资产的拥有者有意愿以出租方式分享资产。
预期供给曲线右移、资产价格下降，是共享经济学的关键。试想，如果资产拥有者预计某种资源（如原油等稀缺、不可再生资源）的供给将告罄、价格将上涨，则其理性选择自然是“囤积”（hoarding），而非“共享”；反之，如果预期资产供给将增多、价格将下降，则囤积毫无意义，理性选择应是通过出租方式来分享，从而充分获取该资源的效用。Uber、Airbnb等基于分享的模式能得以大行其道，其原因即在于此。可以说，分享经济学最终解决了“囤积”问题，使得曾经消失了的租赁经济重新绽放活力，资产利用效能极大提升。
创客化的世界——自由人联合体
▲ 共享经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资产的证券化。在网络上，特别是随着物联网的渗透，原本在线下无法定价、无法交易的资产或服务，均可实现动态定价。全球民宿出租平台Airbnb 当前估值超过250 亿美元，远远高于全球最大连锁酒店集团万豪国际，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共享经济的热衷。图为Airbnb 的三位共同创始人，是共享经济模式造就的首批亿万富翁
《当代金融家》：当经济主体无须购置和囤积资产，而是普遍选择将其拥有的资源进行更广泛地共享，将会对社会生产组织产生何种影响？
姚余栋：共享经济学将促进经济主体的“创客化”，这与此前的工厂化、公司化模式迥然有异。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马克思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义为“自由人联合体”，一个“创客化”的社会将非常接近马克思的这一愿景：具备技能的个人以合伙制形式组织在一起，通过众筹获取必要资金，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如同工业革命前的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
未来，共享经济的核心是租赁。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网络化生产，价值链的整合无需在企业内部进行。在虚拟网络时代，创业的入门门槛显著降低，例如在天猫开设一家网店，成本要远远低于获取和维护线下物业的成本，创业者无须巨额的先期固定资产投入，专用设备、设施等，也可通过租赁实现全社会共享，生产经营的固定成本下降。此外，如前文所述，互联网时代，征信的穿透力更强了，对个人信用进行多维度检验成为现实，则工业时代通过企业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性也在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的边际在收窄，企业的本质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创客化的企业，专业将压倒资本，专业化合伙人的地位也将超越股权合伙人。
《当代金融家》：租赁经济的实现有赖于对服务和资产的精确定价，精确定价又取决于该服务或资产是否可分割、可交易。基于虚拟网络的共享经济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
姚余栋：共享经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资产的证券化。在网络上，特别是，随着物联网的渗透，原本在线下无法定价、无法交易的资产或服务，例如私家车提供的专车或搭车服务，或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缺乏交易历史和可参照成交价格的物业等，均可实现动态定价。以租车服务为例，借助导航软件，可以瞬间计算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之间的里程、交通状况、所需时间等，准确定价，从而使之成为可交易，具备市场性、流通性、报酬性等证券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广义上的资产证券化。
定价的实现有赖于算法。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在共享经济时代，每个微笑都值钱。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使用共享平台模式的服务时，会乐于为优质或稀缺的资源或服务支付合理的溢价，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有效提升。例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在恶劣天气无法获得出租车服务的情况，因为定价缺乏准确性、灵活性和实时性，无法调节供需关系。但使用共享模式的租车平台，平台应用的算法则可根据实时供需情况调整价格。
这一点看起来很直观，但让我们回顾金融业的发展历史，有了Black-Scholes模型后，我们才能对期权进行定价，诸多金融创新才成为可能。同理，今天看似直观的共享平台算法，使得诸多过去无法准确定价、从而无法交易的资源具备了可交易性（tradability），真正实现盘活存量，并激发大量创新商业模式的涌现。
征信的穿透、供给曲线右移、租赁经济重新兴起、经济主体创客化、资产证券化和算法，这六大力量正在塑造网络时代的共享经济，促使价格不断下降，也会对资本回报带来下行压力。
共享金融——回归与超越
《当代金融家》：共享经济对金融服务应该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催生您著述中所提及的共享金融。能否请您试举几个共享金融的例子？
姚余栋：众筹是共享金融的一个典型形式。
众筹是一种新型注资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股权众筹、债权众筹、奖励式众筹、公益众筹等。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创意项目，如影视作品等，凭借众筹模式得以快速付诸实施。众筹解决的问题是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这也是金融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众筹的理念核心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商务角度而言，众筹可以形成一个自发的正向循环。例如，同样购置手机，购置市场既有品牌产品，消费者通常并无动机向其他人推荐该产品，但如果以众筹生产方式获取一部手机，则该消费者可能有强烈动机向他人推荐，因为在众筹模式下，众筹的参与者越多，产品的价格会更高，参与者所获得回报也越高，从而形成奖励主动分享投资机会和金融资源的机制。
再如相互保险（mutual insurance）。这本是一种古老的保险业组织模式，保险公司完全由保单持有人所有，盈利以分红或减免未来保费的形式分配给保单持有人。这一模式至今在发达经济体的保险市场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如日本寿险行业的领军企业朝日、明治安田、日本生命、住友生命等，至今仍是相互保险机构。相互保险机构可以理解为一个同质群体，成员各自贡献资金，交由专业团队运作，所有成员相互分担风险，分享收益，寿险、财险均可采用这一模式。在网络化的今天，这一模式的优势重新凸显。传统保险精算和计算机算法可以结合起来，使得风险定价更为精准，并有望改变以往保险业务中强调经理人作用的格局，降低保险成本，使这一古老模式成为虚拟网络时代的新宠。我们已经观察到，国内若干新兴互联网保险企业，其保费价格相当富有竞争力。
《当代金融家》：提及共享金融，除了刚刚提及的众筹和相互保险，我们不禁想到若干既有的合作和互助金融模式，如起源于18世纪英国的建筑会社（building society）。其基本模式是，住房金融服务的需求方，通常为工业革命时代新兴的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结成同仁团体，将资金汇集在一起，按照入会顺序，获取按揭贷款，营造私家住宅。资金的提供者延迟消费，帮助他人，获得的对价是利息收入和未来获得贷款的期权。这同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众筹、共享等模式，有明显的相通之处。那么，今天的共享金融，是否意味着对此类模式的回归？
姚余栋：传统的共享金融模式内，同仁团体组建和维系受制于物理空间的局限，而基于虚拟网络的共享金融模式，可以在无限的虚拟空间寻找同仁团体，突破以往的空间局限。比如，你问题中提到的起源于英国的建筑会社，其兴起的前提条件是中等收入人群要有一定程度的聚集，而要做到这一点，虚拟网络远比传统的线下模式容易得多，规模也可以大得多：对照我们提到的人类的四次迁徙，处于第三次迁徙的前者局限于至多千万级人口的城市，而后者则是无限的虚拟空间。这同所谓“粉丝经济”原理类同：我们在虚拟网络上的活动都会留下可追溯的痕迹，理论上，如今我们都可以很轻易地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或建立各类亲近团体（affinity group），如某种相同的兴趣爱好，对某种特定品牌产品的偏好等。
而且，在传统的互惠金融模式中，如信用合作社等，其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面临管理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最终往往是改为公司制。而今天的共享金融组织内，鉴于虚拟网络自动留痕的特性，各利益相关方对经理人的监督更容易实现，也更具穿透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共享金融绝非对历史是既有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超越。
监管：看得见的手
▲ 众筹是一种新型注资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创意项目，如影视作品等，凭借众筹模式得以快速付诸实施。图为2012 年4 月5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正式签署JOBS 法案。该法案为中小企业通过股权众筹模式募集资本开了绿灯
《当代金融家》：包括银行在内的传统金融中介，其主要功能是久期、信用和流动性转化（maturity, credit, and liquidity transformation），金融机构的内生脆弱性即源于此，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存款保险、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也均来源于此。基于虚拟网络的共享金融，虚拟网络中征信的穿透力、不断动态验证和参与者的重复博弈，可以有效解决信用问题。但久期和流动性问题，同传统金融将有何不同？这对未来的金融监管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姚余栋：在一定意义上，算法就是共享金融。如同我们早些时候探讨的，计算机算法的进步，使得过去无法共享的资产实现证券化和可交易。理论上，在共享金融语境下，资金供需双方的久期要求可以自动匹配。这一点，在当前的P2P网站平台上即已初步显现：平台上发布的贷款标的，金额、久期、风险和预期回报具备相当的多元性，满足不同实力、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
人类创造金融机构是为了完成金融交易，但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永远解决不了。希望“共享金融”制度创新与网络拓展自动撮合投资者与融资者，平台没有资金池（无期限错配问题），消除金融危机之主要来源：流动性风险。
如何有效监管共享金融，是当前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共享金融同样需要监管，比如当下热议的支付结算企业和P2P网贷平台的资金托管问题，以及众筹资金的流向和使用问题的，这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维护金融稳定所必需。当然，理论上而言，市场参与者在虚拟空间的重复博弈在长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设想，对于天猫网店的经营者而言，消费者的差评，和被平台关闭其店铺，哪一个威慑力更大？同理，就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维护金融稳定而言，监管部门“看得见的手”，应该还是最有效、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
《当代金融家》：新业态的兴起，往往会对既有业态造成冲击，造成部分社会成员净福利损失，从而带来一定社会矛盾。共享经济和共享金融是否也存在此类现象？如果是，该如何权衡利弊？
姚余栋：共享经济一定会催生共享金融。共享经济和共享金融将显著改变人类亘古以来的囤积（hoarding）倾向，极大提升资源——包括实物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往无法交易的商品、服务和资产变得可交易，消失了的市场和经济组织形式得以更高形式的再生。
十年之后，“互联网金融”概念可能消失，“共享金融”可能幸存。共享金融或使人类离美好社会更近一点儿。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产业和传统企业组织形式将受到冲击，可能给一些社会成员的生计带来负面影响。一个近期的例证就是专车服务对出租车行业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针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构建和强化必要的社会安全网，保证受到冲击的人群的生计和尊严得以维护。但无论如何，共享经济和共享金融一定会带来全社会净福利的增加。
不妨大胆设想，未来，人类将完全从事创意性活动，非创意性活动，完全可以通过3D打印和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解决。这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如同马克思所说：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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