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侠
近几年，围绕全面二孩是否放开，正反两方面观点一直激烈交锋。支持放开者认为，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影响了经济增长，放开生育可以增加劳动力要素。反对者认为，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政策放开作用有限，相反还有短期增加社会负担的弊端。我赞成全面放开二孩，因为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用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缓解人口老龄化等概念作为放开二孩的理由，则把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本末倒置了。而且，所谓人口红利概念过于笼统，没有区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而人口老龄化后，因为消耗财富的老年人日益增加，财富创造和消耗之间出现了缺口。从这个角度看，人口老龄化的背后，仍然是经济发展问题。
社会财富是个人创造财富的加总。增加社会财富，既可以通过人口增加实现，也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现。增加人口数量是粗放的要素投入式财富和经济增长，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集约型的效率改进式增长。只强调人口数量增长不仅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求不吻合，而且还可能带来短期消费增加、推高房价、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问题。相反，如果以前一个年轻人只能养活自己和一个老人，现在生产效率提高到能够养活两个老人甚至更多，那么老龄化问题近期就不会出现。
放开二孩是否有利于缩小社会财富缺口，关键取决于新增人口质量和生育意愿。关于前者，人首先要养活自己，富余能力才能用来贡献他人。一般而言，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越高的人，创造富余财富的能力越强。但是常识和事实往往是，生活成本偏低的地区和家庭倾向于多生。因为多生的边际成本很低。而生活成本低的地区往往教育、医疗等相对落后，新增人口将来受教育程度偏低，人口素质的提升并非必然结果。关于后者，此前已经放开单独家庭二孩政策的实践证明，我国生育意愿总体偏低。2014年初单独家庭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全国申请二胎的比例平均为15.4%，申请后实际生育比例约5%。随着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会下降。类似情形在韩国和日本也曾发生。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但总和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2006年采取财政补贴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才逐步企稳。日本一度实施40年的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从3降到1.66左右，尽管此后陆续鼓励生育、补贴生育，但总和生育率长期低迷。退一步讲，真的需要增加年轻人数量解决老龄化，也不一定非要全部自己生。美国以不足3.2亿人口创造了世界第一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靠的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质量。美国人口中有4400万人是移民，大致相当于总人口的1/8，2010～2014年就有520万新移民进入美国，2014年当年新增移民超过100万。相比本国生育，移民形成生产力的周期更短，而且更便于掌控人口质量、人口增长节奏和人口结构。
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才是促进经济增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为此，笔者建议推出以下配套政策。
优生优育提升新增人口素质。借鉴日本和韩国经验，奖励重点人群生育，把好新增人口整体素质的“出生”关。比如奖励城镇高收入个人和利税大户企业家，高学历家庭生育二孩，理由是这些家庭在社会贡献、收入水平和知识能力上具备养育高素质劳动力的条件。同时，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化的孕、育、护、教育、医疗保障体系。
改革科技教育体制，把好新增人口整体素质的“教育”关。未来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应该借鉴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教育科技管理体制，加快鼓励创新的教育科技制度改革步伐，培养出大批量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实施大规模海外优秀华人归国计划。过去出于种种原因，大批优秀年轻华人移民海外。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出成本，国外享收益的情况。建议通过物质、精神奖励和制度文化完善，最大程度吸引和鼓励他们回国生活、工作和创新创业。他们自身的智力优势，加上国外经历掌握的丰富前沿知识理念，回国后能够创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乘数效应。
加快制度变革，创造公平竞争、自由发展、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优势，首先留住本国新增优秀青年，其次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来华学习、工作和生活。同时，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用移民政策筛选出适合我国需要的高质量人力资本，要比普遍生育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笔者上述所言没有自身私利，全为出台政策更完善，改革效果更好，老龄化问题更能有效应对。■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
（责任编辑 纪 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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