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畅通方面，“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的畅通。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口能源矿物金属粮食等大宗商品，沿线各国从中国进口机械、交通运输工具等大型制造业产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是能源资源合作。根据预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当中，包括铁路、港口、机场、公路、管道等项目，将增加2500万吨实物基础金属的需求，产生巨大的大宗商品的套值保值需求。通过商业银行积极推进，人民币与沿线各国直接报价和交易，积极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有助于人民币成为更加成熟的国际货币。
资金融通方面，“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投融资活动，中国的金融发展，在沿线各国当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中国有能力提供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可以动员全球资源，保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投入力度。对投资项目当中涉及的从中国进口成套设备，国内大型企业走出去，产生的信贷业余机会，通过人民币流动性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用于沿线各国的资产计价，提升人民币的接受程度。这是从“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进对人民币的区域化产生的作用。
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会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方面可以为贸易发展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规避沿线国家使用第三方货币计价货币的风险。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区域贸易以人民币计价计算或者用本币结算，可以规避风险。持有人民币可以获得相对可观的资产增值。
可以为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人民币债券、贷款等多种形式为重大项目提供金融支持，推广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以重大项目融资作为切入点，可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提高一体化程度。
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国际货币和风险管理手段。随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全方位的发挥，贸易计价结算和外汇储备的职能等，可以帮助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和国际货币风险手段。
对不同的市场参与者来讲，“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对新兴机遇有哪些？“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投资的规模不是很大，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国内企业可利用相关的优惠政策，积极开拓市场，引进技术，布局资源，抓住发展机遇，积极部署走出去。一些能源企业和大量服务类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占比不断增加，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生力军。
资本输出的过程伴随很多的风险，走出去的企业需要有效规避财务汇率的市场风险，面对劳工环境等非市场风险，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中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应对国际化竞争水平的提升，都是很大的锤炼。
第二可以加速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步伐。到今年6月底，一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设立了55家一级分支机构。“一带一路”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必然以金融为载体，尤其需要商业银行的支持，同时将为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历史性的机遇。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层次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银行将获得深入拓展客户时间。为贸易融资、现金管理等业务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机会。中资也会境外结构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时机，可以丰富离岸人民币的产品，培育和发展当地有人民币需求的优质客户，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结算，贸易融资、项目融资、债券发行等业务，利用中资银行相对比较充裕的人民币在流动性和价格方面的综合优势，推动全球现金管理等业务，加快海外布局，扩大全球金融服务覆盖面。
“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的金融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投资融资交易的需求，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人民币业务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造福沿线相关国家，密切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为全球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支付、投融资交易等方面的合作机遇，各参与方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合力推动。
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谁会是下一个。离岸人民币产品不断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不断完善，逐渐形成香港为主，台湾、新加坡等地多点发展的格局。2014年主要人民币离岸存款余额2万亿。目前中国香港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已经接近1万亿人民币，同时在亚洲，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成为有力的竞争者。在欧洲人民币业务在伦敦开始落户，建设银行成为伦敦人民币清算行，法兰克福、巴黎紧随其后，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打造人民币结算中心。各地希望通过人民币业务带动经济金融和市场的发展。建设银行拥有3亿多个个人客户，300余万公司客户，在“一带一路”沿线，我们设立新加坡分线、胡志明分行、迪拜机构，马来西亚子行筹备当中，印尼并购项目正在推进。建设银行在更多国家的沿线布局正在积极推进过程当中。目前为止建设银行已经为约2万家客户办理了近10万亿元的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银行拥有自己的优势，建行伦敦提供20小时不间断的资金服务，建行伦敦是MLE的结算银行，2015年3月，建行推出欧洲第一个人民币RQII。“一带一路”带来了巨大的融资投资和交易需求。建设银行愿意与在座的金融机构企业携手，共同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新机遇，谢谢大家。
潘席龙：我有一个问题先请问Christopher Balding，我们的“一带一路”策略，我们国家当然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你从外国学者的角度，你觉得国外的，或者“一带一路”上的其他国家，同样做好准备了吗？
Christopher Balding：我想其他国家，根据我和一些人的交流，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也盼望能和中国进行合作，同时我也可以说，有一些国家有一些怀疑的想法，中国政策的发布，或者中国的规定，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家们宣布的一些政策，有时候没有得到实现，我想这些国家，他们有一些怀疑态度的乐观主义。
潘席龙：人民币在走进国际化，上世纪80年代日元走向国际化。当时日元走向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大幅升值，后来大幅贬值，导致日本经济10年的衰退，当然这个不完全是日本衰退的原因。我们如何避免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重蹈日本日元国际化的覆辙。不知道Sam Ahmed先生您怎么看？
Sam Ahmed：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我想敦促中国政府看一下日本的案例研究，不仅仅是关于日元，而且要看一下关于总体的宏观经济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上升非常快，在本世纪突然下降了。我们看一下日本还有哪些不该做的地方。我们看一下日元，它是第二大交易量最大的全球货币，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了2007年，2008年左右。我们看一下货币，特别是作为贸易货币，作为一个市场交易的货币。
我们看一下日本40%的出口是以日元为主的，如果你想推广你的货币的话，这是一个不足。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启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的本土公司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可以给出回答，日本在二战以后逐渐崛起，他们面临美国复杂的情况。任何政府的变化，或者任何的对于日本经济利益，特别是和美国有冲突，那么中国的话，处于不同的时期，中国不需要遵守任何限制或者规则，或者复杂的情况。中国可以积极要求人民币的国际化的扩张，世界需要这一点，亚洲需要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货币，我们摆脱依赖美国货币的情况。
潘席龙：因为建设银行在处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方面，你们是走在前面的，能不能就你们银行在处理相关业务的经验方面，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机构，同样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做出一些贡献，做出一些工作，您能介绍一下你们的经验，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孙剑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我把我们中国银行业这些年的做法跟各位汇报一下，首先是政策支持，人民币相关的走出去的政策，有了政策空间以后，商业银行怎么样在政策的框架之内，服务于我们走出去的企业，主要从几个维度，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投资，再一个是境外的跨境借款，我们通过一系列产品的创新，通过一些业务产品架构的设计。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一个是我们海外布局，我们必须和我们境外机构合作，同时为走出去企业从两端提供服务，中资在全球布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的55家支行。通过境内机构和海外机构的联动合作，我们可以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包括在境外和中国有巨大的贸易往来或者合作机会的当地机会提供人民币业务方面的支持，这是一个基础。
另外还有一个基础就是人民币清算的基础。因为作为逐渐被越来越多使用的客户，一个快速安全高效的渠道是越来越被需要。我们建设银行在这个领域建立很多，我们在CIPS上线之前，我们建设银行有一个强大的清算系统，我们总行负责清算业务的李总也在这儿，清算效率，时区覆盖面非常宽，20小时，我们为人民币走出去，为全球企业使用人民币提供了强大的后盾，机构的完备，清算基础，加上我们产品的支持，几个方面的合作，才能推动人民币在走出去过程当中，我们能从商业银行得到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潘席龙：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希望跟我们嘉宾做一些讨论的，时间不够了。我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个话题，人民币走出去不是做零和博弈的，我们需要给“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带去我们的价值。第二个，人民币国际化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人民币国际化会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和实现。非常感谢台上的三位嘉宾，谢谢，也谢谢在座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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