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着力点

　　蔡　昉

　　蔡昉，经济学博士。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劳动经济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就业与劳动力迁移、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超越人口红利》《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等，主编年度系列《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七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2009年被评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近年还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软科学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中华人口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国家出版图书奖等奖项。

　　以1954年阿瑟?刘易斯发表其著名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为起点，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通常要经历一个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速度决定劳动力吸纳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一旦其他条件得以满足的话，人口红利可以支撑较高的潜在增长率，经济增长可以实现一个赶超的速度。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因此，根据我们的测算，在2010年之前的30余年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接近10%，而最终显示的实际增长率也标志着这个潜力得到了实现，或者说人口红利得到了兑现。

　　2004年出现“民工荒”现象之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提高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阶段性地完成了二元经济发展任务，到达其刘易斯转折点。目前中国主要城市的普通工人工资水平，整体上已经高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外的所有其他亚洲经济体。进一步讲，继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之后，根据人口预测数据，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将达到峰值，随后绝对数量减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日益远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人口红利正在加快消失。因此，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而且，中国的确具备一系列条件，通过改革消除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碍，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

　　如何判断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对于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国内外经济学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例如，对于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来说，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均值”，超过这个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则是异常现象，终究要“回归到均值”。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率通常在3%上下波动，因此，萨默斯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终究要回归这个均值，并且预测中国GDP增长率2013～2023年将回落到5.1%，2023～2033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3%。这是迄今为止，在严肃的研究中对中国经济前景最悲观的预测。不过，这项研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具有的赶超特点，未能回答何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可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减速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也印证了萨默斯的“回归到均值”这个统计规律。他们从各国历史统计数据中归纳出，当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特定水平（即大约中国当前的水平）时，经济增长将显著减速，平均而言从6.8%下降到3.3%，减速的幅度为51.5%。另一方面，这个研究也承认，各国在面对减速转折点的情况下，最终表现不尽相同，从而他们尝试回答为什么一些经济体出现大幅度减速，而另一些经济体则没有。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未能弥补传统增长源泉消失造成的缺口。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并不认同上述“回归到均值”的减速理由。他从经济增长趋同的原理出发，根据中国经济所处的相对发展阶段判断，中国未来仍然具有8%的潜在增长率。通过把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比率作为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林毅夫发现，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因此，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我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数据表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这一节点之后的20年中，分别实现了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但是，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

　　经济史表明，当人口转变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降低的阶段时，人口因素有利于实现较快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带来人口红利。我们在用计量经济模型分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因素时发现，首先，最大的贡献因素在于资本积累，而这得益于两个与人口有关的因素，即抚养比下降创造的有利于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以及由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所维持的较高的资本边际报酬率；其次，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毋庸置疑是人口因素；再次，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见，以往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与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

　　因此，在对发展阶段进行判断从而预测经济增长速度趋势时，人口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考虑或者忽略这个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即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做判断，得出的结论就与按照人均GDP标准做得出的结论不同。具体来说，我们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从而随后就进入负增长）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基准，2010年中国的发展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韩国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

　　也就是说，相应于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格外地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考虑到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性，以及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来估算，从而与前述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

　　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消失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进入新的阶段，从而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助推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一系列因素，成为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并且正在迅速丧失，相应地，这些源泉不再能够支撑中国以原有（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未来也不再可能回到那个水平。

　　首先，劳动力短缺日益普遍，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自从沿海地区于2004年遭遇民工荒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遍及全国的现象。面对招工难，雇主必须提高工资才能雇到所需工人，导致工资率迅速提高。2004～2014年，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每年以11%的平均速度提高，以致近些年工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制造业整体的比较优势显著下降。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即中国某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该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

　　其次，随着新成长劳动力数量的逐年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趋于下降。鉴于中国劳动者整体素质的分布，具有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特点，因此，一直是靠新成长劳动力（即各级各类学校毕业未升学和辍学人口之和）源源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存量才得以持续改善，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从2012年开始，随着新成长劳动力的增速每年下降，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必然比以往减慢。如果把每年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乘以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但速度也放慢了），计算出的每年新增人力资本总量，预计2014～2020年将呈现负增长的态势。

　　再次，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式微。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加剧，人口抚养比也迅速提高，形成“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高储蓄率终将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资本投入的回报率下降，使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走到尽头。其一，正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如果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资本报酬递减必然以经济学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发挥作用。其二，近年来对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过分倚重，导致资本劳动比的大幅度升高，在劳动者素质提高速度不能与之相匹配的情况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出现则更加迅速和严重。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资本边际回报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近年来下降速度更呈加快势头。

　　最后，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缩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放慢。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目前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降到20%左右，转移潜力较之以往显著减小了。相应地，作为中等教育阶段的毕业生从而潜在的转移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常住人口中16～19岁人口的总量，已经于2014年到达峰值，绝对数量随后每年都会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以及2015年上半年的0.1%。

　　学界也有人不赞成上述分析，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都很大，意味着我们将长期保持有利的人口结构，人口红利并不会马上消失。其实这是非经济学家的逻辑。当我们讲经济增长时，其实谈的是一个增量，是存量不断扩大的一个速率，因此，要把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挂起钩来，也必须看人口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换句话说，不是看有多大规模和多大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而是看这个人群是扩大还是缩小，占比是提高还是降低。

　　综合上述变化，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以往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都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必然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主要根据人口转变以及与之相连的相关因素，如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积累及回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方面的变化趋势，我们估算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结论是，假设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从2010年之前的接近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并进一步下降到“十三五”期间的6.2%。

　　虽然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受到数据和模型选择的强烈影响，因而这种计量分析的着眼点应该在于描述一个趋势而并不是作出准确预测，但是，迄今为止这个估计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十分吻合的，即除了对2010年之前30余年的估计与实际增长率完全一致外，近年来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7%和7.89%，2013年为7.7%和7.48%，2014年为7.4%和7.14%，2015年为7.0%（上半年）和6.89%。所以按照这一分析思路，探索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途径和着力点，预期可以得出可靠并有益的政策结论。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着力点

　　很显然，从以上分析可知，潜在增长率是指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这种性质决定了提高潜在增长率、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着力点在于供给方，即增加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在于刺激需求的“三驾马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终究要经历从二元经济赶超型发展向新古典稳态增长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正常的。事实上，如果这个国家真正进入到高收入水平上的新古典增长阶段，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每一步增长的质量都较高，能够实现3%左右的“均值”增长率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独特挑战在于，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障碍，既妨碍对生产要素供给潜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也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源泉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赢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首先是应对劳动力供给的日益不足。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存在着需要借助实质性改革才能挖掘出来的传统潜力和新源泉的双重机遇。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0%左右，与发达国家甚至许多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这个比重仍然较高。根据东亚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有较大的潜力得以继续降低。户籍制度改革对于清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预期可以获得立竿见影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此外，从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看，即使将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使生育率有所回弹，影响也不会十分显著，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潜力终究是有限的，因此，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终将要越来越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取得。因此，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规模，推进及其体制机制的改革，确保中国的人力资本禀赋得到不断改善，从而以劳动者质量替代劳动者数量，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任务。

　　其次是应对资本积累能力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第一，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推进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增加其鼓励储蓄的功能，可以为我们创造出提高储蓄率或者至少减缓储蓄率下降速度的机会。第二，更重要的是通过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改变粗放的、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模式。第三，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促进产能在全球范围配置，在中外合作共赢的同时，可以缓解中国资本的报酬递减趋势，继续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外，在二元经济发展期间，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人力资本相应得到不断完善，中国创造了防止和减缓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经验，也就是说，改善其他生产要素供给，也可以起到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激励资本积累的效果。

　　最后是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下降。正如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转移仍有继续进行的空间一样，生产要素在产业间重新配置的潜力也并没有耗竭，因此，加快发育生产要素市场，有助于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传统途径。此外，在存在行业垄断、歧视与保护以及进入和退出障碍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仍存在不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从而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这方面改革的重点在于允许进入和允许退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推进商事登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改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企业的创建和发展环境，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可以保持市场上不断补充有活力的新兴主体，从而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另一方面，要促进那些丧失了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退出经营，以防止僵尸企业充斥市场的局面，保持整体经济的健康水平。这样的一进一退，可以在创造性破坏中获得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

　　在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认识上，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他们分别就户籍制度、金融体制、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人口政策、教育和培训体制等领域改革所具有的潜在效果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出改革红利的显著性。例如，我们对改革效果的计量模拟表明，如果通过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为目前的潜在增长率追加新的增长动力，譬如说把总和生育率从目前的1.4提高到1.6，使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并以一定速度扩大教育和职工培训的话，中国经济在近期和未来获得的额外GDP潜在增长率，可以达到1～2个百分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许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