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逻辑

　　魏革军

　　对于经历长期高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我们可能更能感受到高增长的利弊，因而对转变发展方式也就更加渴望，迫切希望经济呈现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从社会、经济和生态角度看，增长的可持续性包含三个层面:一层是经济学意义上均衡或平衡的概念,一层是基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可持续性，还有一层是社会管理意义上的可持续性。这几个层面的有机统一，是可持续性的完整内涵。它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可以通过杠杆率、赤字率、就业率、通胀率、PM2.5等指标表达出来。统筹兼顾这几方面，需要摆脱对过去高增长的路径依赖，这对宏观政策和经济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国家治理能力也是严峻的考验。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客观认识和把握规律，把握好增长、改革、稳定之间的平衡，有助于运用新的机制，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平稳换挡。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我国宏观政策目标和框架是清晰的、一致的，即在“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依靠改革创新和区间调控，促进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这既不同于过去片面追求增速，也不是缺乏底线思维的自由放任。

　　应当看到，高增长对任何经济体都是阶段性的现象，并非经济发展的常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将年均7%或更高的经济增速维持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这些经济体先后进入中高速或低速增长。从更长时间跨度看，中低速增长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常态。根据经济学家麦迪森的测算，过去100多年中，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年均增幅仅2%。在我国经济保持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时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8％，这也说明，我国出现经济增速调整是必然的，带有一定规律性。

　　因此，不必过于纠结经济增速的下滑。当然，对此也不应无所作为。应树立底线思维和区间管理的理念，防止增速下滑过快。当前我国一些区域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值得警觉。面对同样的环境和市场，以及类似的资源禀赋，增长差异如此悬殊，应多从区域管理、体制、发展战略上寻求突破。

　　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长期的中高速增长。许多经济学家研究表明，我国未来若干年经济潜在增长率依然在7%左右，主要因为：我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结构改善仍有很大空间，体制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依然存在；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使我国经济依旧具有后发优势；我国金融稳健特别是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财政和中央银行政策能力和政策工具储备充足。我国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创造新的增长条件，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这是硬约束。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许多积极的变化：新的经济主体、经济动力正在改变GDP的结构和生成方式，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升，使得同样的GDP提供了更多、更友好、更便利的价值和服务；经济增长开始从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和外力转向倚重消费和其他新的动力，以创业创新为标志的增量改革与以存量资产证券化为标志的存量改革的有机结合，将改善经济治理结构和经济资本化进程，从而更好地迸发要素活力和资本力量。而这些正是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把握改革、增长、稳定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这要求合理把握去杠杆的方式和节奏，运用市场机制，重整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改善资本结构，有序降低杠杆率；稳步推进中国经济资本化进程，使资本化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及时处置资本化过快的风险；着力改善宏观调控水平，注重加强市场治理和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