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晨
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希腊左翼激进联盟政府之所以上台，依靠的是向选民承诺反对紧缩（上调增值税率、降低养老金发放等）政策，起由是2009年希腊危机后被迫采取的紧缩政策没有带来复苏；而欧元区领导国家则坚持希腊必须用紧缩财政政策和经济改革换援助，以避免其他边缘国家有样学样，重蹈覆辙，进而危及领导国家在本国的政治支持率。可见，希腊债务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危机双方的政治底线没有交集，不容易达成一致。随着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西方国家宣布延长对俄罗斯制裁的情况下到访莫斯科，希腊和欧洲的政治裂痕在加深。
6月26日欧元区财长会议拒绝延长救助，27日希腊议会通过齐普拉斯就债权方最终方案在7月5日进行公投的提案，齐普拉斯动员人民不要丢掉尊严，投出“骄傲的不”，以便政府在谈判中“更加硬气”，希腊与欧元集团背后的政治较量更加深入。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哭也讲究个哭法和哭相，现在的希腊是既要救助，也要尊严，救助方案的皮球又被踢到了欧元集团一方，无论怎样化解，欧盟和欧元的权威都会下降，真是难啊！此事解决不好，欧洲通过货币联盟最终演进到政治联盟和政治统一在各自利益的考量下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可逆性也说明，分裂已经成为欧洲未来的现实选项和可以预见的前景。
欧盟、欧洲央行[微博]、欧洲议会等机构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欧洲国家一直有一个统一的梦想，以共同应对世界大国之争，实现自身的大国梦想。在这些制度设计之下，本就隐含着各国政府各自为政和军队不统一带来的分裂风险，就像扎在沙地上的篱笆无法抵抗野兽的侵袭，这已无关希腊是否要退出欧元区的问题，因为紧接着英国等国也将投票表决是否要退出欧盟了。
齐普拉斯通过威胁退出欧元区作为筹码提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与此一脉相承的，是该政府在宣誓就职当日叫停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Piraeus）的私有化计划，而原计划是将该港控股权出售给一家中国国企。从中国一方观察，中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使该港重新焕发活力，中国商品获得进入中欧的便捷通道，两方双赢，何乐不为？但换位思考，小国弱势一方的分散决策类似“囚徒困境”，不可能考虑那么长远，也不一定有理性决策，有时扮演“斗士”角色，才能更像一位政治家。
其实，很多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的各种政治现象，说到底是事关每个百姓（选民）切身利益的经济现象，既不能增加税收减少百姓收入，甚至也不能因经济增长缓慢导致百姓收入增长缓慢。有一些来到大陆的台湾同胞非常羡慕大陆人的收入增长、汇价上升，而他们的收入多年没有变化。不难看出当今台湾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剧目折射的都是百姓的生活问题。大家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一走动一比较，什么都知道了，毋庸政治家多言。
环球大事纷纷扰扰，国际国内林林总总，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情，实实在在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一切皆可由繁入简。
（作者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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