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刚

　　经济结构调整远未结束，不良贷款持续上升的趋势在短期内还很难得到扭转。预计在未来一两年中，银行业将继续受到利率市场化和坏账损失的双重夹击……建议监管部门借鉴国际比较成熟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逆周期监管方面进行尝试和创新。

　　根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66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4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16%，比上年末上升0.17个百分点。2014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余额为63.3万亿元，占比为96.05%；关注类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占比为2.79%。

　　如果只从上述数据看，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似乎不特别令人担忧。毕竟，无论是与国内早期还是和其他国家银行业相比，1.16%的不良率都可谓一个相当温和的水平。不过，若做一些结构和动态上的分析，情况可能就不那么乐观。

　　在我们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不良贷款数据本身可能有低估。

　　在监管部门严控风险，以及绩效考核与资产质量高度挂钩的现实条件下，银行有一定的粉饰资产质量的动机。由于五级分类方法存在模糊性，在实践中，一些事实上已经形成风险的瑕疵贷款并未被计入不良，而是被暂时归入关注类贷款。此外，实际操作中也有通过展期，将原本可能发生的风险往后推移，从而将其暂时掩盖的情况，等等。还需要指出的是，银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只涉及商业银行，并不包含数量众多(目前仍超过两千家)仍未改制的信用社，这些机构的资产质量一般会低于商业银行。综合以上因素，我们认为，目前的不良率数据或许会有些低估。

　　其次，局部地区和行业的风险相对突出。

　　在整体风险依然可控的情况下，部分地区企业破产、“跑路”现象有所抬头。特别是在小微企业领域，由于银行大量使用联保贷款制度，一家企业违约很容易产生连带的负面效应，造成风险扩散和上升。目前，周期性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以及小微企业信贷领域，风险状况尤其值得警惕。更令人担忧的是，随风险成本显著上升，部分地区的银企关系明显恶化，这愈加强化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短期内难有根本性的解决之道。

　　最后，信用风险持续上升且有加速迹象。

　　从2011年9月末至今，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2个季度“双升”，不良贷款率从0.9%提高到了1.16%。不良贷款余额则从4078亿上升至目前的7669亿。从变化率来看，不良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在过去三年中基本都维持在15%以上，去年三季度以来则超过20%，且逐季加快，今年3季度的同比增速达到了36%。此外，不良贷款的环比增速从去年三季度以来也在迅速上升，从4%左右上升到了10%以上。

　　过于严格的监管，有可能造成银行的风险规避情绪上升，加大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总体上看，我们认为，尽管银行业整体的信用风险仍在可承受的范围。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远未结束，不良贷款持续上升的趋势在短期内还很难得到扭转。预计在未来一两年中，银行业将继续受到利率市场化和坏账损失的双重夹击，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

　　不过，从政策层面看，金融稳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信用风险持续上升和扩散，不仅埋下了更大的风险隐患，也是造成当前“融资难、融资贵”困境最重要的原因。考虑到当前风险上升主要源于实体经济的转型调整，有一定的系统性特征，单靠商业性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化解，必须辅之以适度的公共政策。通过宏观政策的托底和风险分担机制上的创新，来降低风险成本，以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具体而言，有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保持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需要在去杠杆与防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深入，部分行业、局部地区，甚至部分金融机构出现某种程度的风险，是市场化机制发挥效力的途径。因此，应允许适度、有序的风险暴露，以逐步消解经济周期中的正常损失以及前期的遗留问题。但在此过程中，需要严防金融风险恶化和升级，适时、适度的稳增长措施，对防止风险扩散和扭转市场预期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一种观点，即当前稳增长的重点，不在于维持某个既定的GDP增速或就业水平，而在于防止潜在的金融风险升级和扩散。

　　二是进行逆周期监管创新。

　　在信用风险上升期，加强对风险的监管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过于严格的监管，有可能造成银行的风险规避情绪上升，加大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企业融资困难则会放大实体经济下滑的程度，反过来导致银行信用风险的进一步上升。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效应。目前，在实践中，监管政策以及银行自身考核对信用风险的过度强调，事实上已经导致银行信贷偏紧，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借鉴国际比较成熟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逆周期监管方面进行尝试和创新，在一些对银行行为有着重大影响的政策上(如存贷比、合意贷款规模、风险容忍度等)，根据实体经济运的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并进行动态调整。当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差异较大，这种逆周期调整的权限，应尽可能下放到地方一级监管部门，以便其因地制宜地进行操作。

　　三是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在信用风险相对突出的情况下，风险分担机制是分散风险，降低融资门槛的重要机制。但现有的以担保、保险以及互保等方式进行的风险分担，基本都基于商业化运作，尽管能起到一些风险分散的作用，但无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在信用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上述担保机制也大都陷入困境。破产倒闭的担保公司不在少数，而联保体系下，借款人的违约更是造成了风险的迅速扩散。

　　在我们看来，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特征，因此，维护金融稳定也应该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对于因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商业性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相当有限。对此，政府应考虑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创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风险损失的分担和处置。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转贷基金和风险基金，为企业贷款展期提供便利，或直接分担部分信贷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此外，在部分风险相对突出的地区，政府还积极介入不良信贷的催收和处置，在化解地区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曾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银行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银行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欧元与国际货币竞争》、《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货币经济学手册》、《风险管理》、《货币错配——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的考察》、《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货币流量分析——理论框架及对几个问题的考察》、《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变迁》等。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