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俊志

　　唐僖宗12岁即皇帝位，十分贪玩，尤其喜好马球，堪称当时的头号“球星”，据史书记载，他曾吹嘘说：“朕若应击进士举，须为状元。”马球这项起源于波斯的运动在唐代宫廷中极为盛行。图为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描绘的贵族们打马球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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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时期的柜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钱币保管业经营机构，而是增加了更多的居间业务功能，这些居间业务并非是光明磊落的事，而是一些卖官鬻爵、藏污纳垢的堕落勾当。唐僖宗对柜坊钱币保管业进行了整顿，但并没有能够消除钱币保管业走向堕落的趋势。

　　公元873年，唐懿宗去世，年仅12岁的太子李儇即皇帝位，史称唐僖宗。第二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各地随之起义，起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公元880年，在农民起义疾风暴雨的打击下，唐僖宗退出京城长安，率领文武百官逃往四川。黄巢带领的农民军攻占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公元884年，唐朝中央军队与地方藩镇军队联合起来，将黄巢赶出长安。黄巢兵败身死，浩浩荡荡的农民大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唐僖宗带领文武百官迁回长安。不久，藩镇军事力量开始作乱，宦官挟持唐僖宗和文武百官再次离开京城长安，西逃凤翔（今陕西宝鸡）。天下战乱不已，唐僖宗颠沛流离，终于身染重病，于公元888年回归长安时病死。

　　唐僖宗在位15年，其中仅做了一年太平天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就在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的第二年，唐僖宗颁布《南郊敕》，对钱币保管业中存在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了整顿。

　　唐代中期的僦柜质钱

　　“僦”是租赁的意思，“僦柜”就是用于租赁的柜子。唐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又一次高峰。从此，市场上出现了出租柜子的行业，这种柜子当时被称之为“僦柜”。唐代中期的“僦柜”被放置在市场上比较安全的地方，有保安人员把守，不仅被用于存放钱币，而且还被用于存放各种商品。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即唐德宗实行两税法的第二年，唐王朝发动了攻打藩镇的战争。战争耗资巨大，实行两税法当年朝廷收敛的300亿文钱远不足支付军事开支，在备战初期就被用去了大半。此后，战争每月耗费朝廷10亿文钱，开战仅十几个月后，朝廷就出现了开支困难。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唐王朝设立了种种办法来搜刮民财，所谓借商、间架税、除陌等，其中有一项就是收缴僦柜质钱的办法。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緍，府库不可支数月……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緍。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计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緍。

　　当时，两河地区正在用兵打仗，每月消耗钱财一百余万緍（十亿文钱）。国库里的余财，不足支持几个月……判度支杜佑大力搜索长安城中商人所有的财货，只要估计商人申报不实，便加以鞭笞棒打，商人们禁受不住痛楚，有的自缢而死。长安城中一片愁苦，就像遭受盗寇的洗劫。朝廷所得到的钱算起来才只有八十余万緍（八亿文钱）。朝廷又决定征用僦柜钱，凡是存有钱帛粟麦的人，都被征借四分之一，查封存放物资的钱柜和粮窖。百姓为此而举行罢市，一起拦着宰相的坐骑自诉苦情的人数以千万计。一开始，卢杞还劝慰这些罢市的人。但势不可遏，卢杞便急忙从另外的道路驰马而回了。加上向商人征借所得，算起来朝廷只得到二百万緍（二十亿文钱）。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就在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的第二年，唐僖宗颁布《南郊敕》，对钱币保管业中存在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了整顿。图为唐僖宗

　　朝廷强借僦柜质钱，引起市场混乱并造成百姓损失，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借商及收缴僦柜质钱的所得只有20亿文钱，支付军费两个月就花光了，朝廷已经发不出兵饷了。朝廷调泾源兵支援襄城，泾源兵顶风冒雨抵达京师，没有得到军饷，只得到了一点儿粗食蔬菜，就被命令出发上路。一路上士兵们想，京城的库房里可能还有些余钱，就掉头杀回长安。唐德宗慌忙逃出长安，泾源兵为了煽动百姓一起造反，就在长安市上大声呼喊：“我们不收你们商户的僦柜质物，不征收你们的房屋税和除陌钱！”乱军们掌握了京城库府中的钱财，杀害了没有逃走的朝臣，拥立朱泚做了大秦皇帝。

　　从许多文献中看，古人提及此事，多用“僦柜质钱”四字来表示唐德宗朝廷向市场征用的钱财。“僦柜质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元代胡三省在注中说：百姓用商品抵押借钱，一定时间之后赎回，在本钱之外，偿还一定的利息，这种业务就被称之为“僦柜”。

　　胡三省将僦柜与质库的概念混淆了。结合多种文献表述来看，质库是凭借抵押物品获得借贷钱币的机构，而僦柜则是保管钱物的保管箱。唐德宗朝廷向市场征收的钱财，绝不是质库贷款中借款人应付的利息，而是僦柜中保管的钱物。“僦柜质钱”是指僦柜中保管的两项内容，一是商品，称为“质”；二是货币，称为“钱”，两者合称“质钱”。商品被置于非所有权人的控制和监管之下，被称为“质”。

　　专营钱币保管业的柜坊

　　唐代中期僦柜行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保管钱币为主的柜坊。柜坊是主营钱币保管业务的店铺。钱币保管业务是指受托人接受钱币拥有人委托，代钱币拥有人保管钱币，向钱币拥有人收取保管费用的服务。柜坊的业务是在唐代后期繁荣起来的。

　　德裕拜相数日，高品阁从约神赐含桃曰：“不锁柜坊。”子问所以。云：“自相公入相，京师佃婢良马无价，两市不锁柜也。”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李德裕任宰相以后，奢侈的风气顿时停止，漂亮的丫鬟和名贵的马匹都没有买卖了。因此，长安东西市的柜坊里就没有存钱的人了。李德裕曾在唐文宗和唐武宗两朝出任宰相，所以这里讲的是唐代后期的事情。

　　僖宗即位……赐伎子歌儿者日钜万，国用耗尽。令孜语内园小儿尹希復、王士成等，劝帝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使者监閟柜坊茶阁，有来诉者皆杖死京兆府。

　　唐僖宗是唐代晚期的皇帝，他一生都在亲近一个名叫田令孜的宦官，认为这个人能知书、有谋略、善处事。早在唐僖宗身为普王的时候，田令孜就已经开始伺候他了，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唐僖宗12岁即皇帝位，十分贪玩，便将朝廷政事全部交给田令孜处理，自己全力以赴地听戏赌钱，尽情欢乐。唐僖宗拿出左藏、齐天各库藏钱，赐给倡优歌儿伎子每日数以万计，国库因之耗尽。田令孜要求内园小儿尹希复、王士成等人去劝说唐僖宗登记京师两市的蕃华商贾，命令他们将所有的宝货都送入内库，又派使者监督那些柜坊茶阁，如果有人陈诉冤情，就地逮捕交给京兆尹处死。从这里看，当时的柜坊行业已经十分发达，有点儿像茶馆，是人们聚会沟通信息的主要场所。

　　唐代柜坊为委托人保管钱币，有些类似现代银行的保管箱业务，柜子的钥匙是交给委托人自己掌握的。柜子里面存了钱，就要用锁头锁上。这种用柜子锁钱的方式，早在唐玄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没有提到“柜坊”的名称，可能是将钱锁在僦柜中的。

　　开元初……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以先锁在西市。

　　唐代长安实行坊市制，居民区与商业区是完全隔离的。商品交易在商业区发生，商品和钱币进出商业区很不方便，所以产生了租用存放商品和钱币的僦柜，以及专营钱币保管业的柜坊。图为当代书画家谢振瓯《长安西市图》局部

　　唐代的柜坊专营钱币保管业，并不具备钱币借贷的功能。唐代长安实行坊市制，居民区与商业区是完全隔离的。商品交易在商业区发生，商品和钱币进出商业区很不方便，所以产生了租用存放商品和钱币的僦柜，以及专营钱币保管业的柜坊。随着坊市制的瓦解，僦柜业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般的柜坊业也失去了盈利空间，便逐步走向堕落。

　　唐僖宗颁布《南郊敕》

　　晚唐时期的柜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钱币保管业经营机构，而是增加了更多的居间业务功能，这些居间业务并非是光明磊落的事，而是一些卖官鬻爵、藏污纳垢的堕落勾当。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唐僖宗在即位后的第三年，颁布了《南郊敕》，命令对包庇卖官鬻爵行为的柜坊经营者，给予严厉的打击。

　　自今已后，如有人入钱买官、纳银求职，败露之后，言告之初，取与同罪，卜射无捨。其钱物等并令没官，送御史台，以脏罚收管。如是波斯番人钱，亦准此处分。其柜坊人户，明知事情，不来陈告，所有物业，并（令之误）不纳官，严加惩断决流边远。

　　唐僖宗命令说，对于行贿买官者要治罪，所用行贿的钱物要没收。用的是外国人的钱，也是一样要没收。开办柜坊的人，明明知道所存钱财用途不良，却不报告官府，其所有物业都要没收，并将柜坊经营者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

　　唐僖宗对柜坊钱币保管业实行了整顿，并没有能够消除钱币保管业走向堕落的趋势。此后，经历了五代十国，到了宋代，柜坊就发展成为与赌场妓院类似的藏污纳垢之地，流氓无赖匪盗团伙的寄身之所。北宋初年，开柜坊已经不能为朝廷所容忍，宋太宗诏令犯者死刑，租借房屋用作开柜坊者也是死刑。

　　诏：京城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令开封府戒坊市谨捕之，犯者斩，匿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同罪。

　　到了南宋时期，仍然有开柜坊的事情。对于贩私酒、开柜坊、打架行凶、拦路抢劫者，宋高宗下令临安府夤夜密行收捕。

　　根据文献中的记载，两宋时期仍有柜坊存在，这些柜坊就像赌场一样，已经成为法律禁止或约束的对象。因为柜坊是存放钱物的地方，存放者在这里赌博非常方便。柜坊经营者为了保障存放钱物的安全，雇养少壮而有膂力的人充当保安。于是，混入其中的无赖恶少就占了优势，在柜坊中屠牛马、销毁铜钱铸造铜器、犯罪做恶，为所欲为。在宋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关于禁止或约束柜坊活动的记载。及至元明，无论文献典籍、札记野史，均不见有柜坊的记载。这说明，唐代中后期兴起的专营钱币保管业的柜坊，在元代已经被彻底地禁绝，完全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本文参考书目：

　　1.《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325-7326页。

　　2.【宋】曾慥《类说》卷七《献替记》。

　　3.《新唐书》卷二○八《田令孜传》，第5884-5885页。

　　4.《太平广记》卷三○○《三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83-2384页。

　　5.《唐大诏令集》卷七二，《南郊六?乾符二年南郊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4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太宗淳化二年》，中华书局，1992年版。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