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不管是好是坏，美国经济政策争论常常在未必有关系的别国引起回响。澳大利亚新当选的总理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的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保守派政府认为要削减政府支出，以免财政赤字威胁国家的未来。但是，在澳大利亚，这一主张显得特别空洞，但这并没有阻止阿伯特政府推行它。

　　即使你同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观点，认为高公共债务水平意味着低增长——这一观点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提出过，并且后来也失去了信众——澳大利亚也远远没有达到高公共债务的水平。其债务与GDP之比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为经合组织国家的最低水平之一。

　　影响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未来投资——包括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键公共投资。这些投资能确保所有公民，不管家庭出身是穷是富，都能实现自己的潜能。

　　阿伯特奉美国模式为圭臬，顽固坚持他的政府所提出的“改革”，这看起来相当讽刺。毕竟，美国经济模式对大部分美国人也不灵光。如今，美国中位收入（mediun income）还不如25年前——不是因为生产率没有增长，而是因为工资停滞不前。

　　澳大利亚模式的表现远好于美国。事实上，澳大利亚是极少数逃脱自然资源魔咒的大宗商品经济体之一。相对而言，其经济增长得以被广大国民所分享。过去十年，澳大利亚的中位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3%，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平心而论，考虑到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收入平等性应该更加突出。毕竟，一国的自然资源应属于全体人民，这些自然资源所产生的“租金”（rents）提供了可用于降低不平等性的收入。而对自然资源收入课以高额税率并不会产生对储蓄或工资课税所引起的消极后果（铁矿石和天然气储量不可能为了避税而转移到他国）。但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比挪威高三分之一。同为资源丰富国的挪威在管理国家财富以使全民受益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你或许会感到奇怪，阿伯特及其政府真的明白美国发生了什么吗？他是否知道，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去监管化和自由化改革以来，美国的GDP增长显著放缓，并且增长果实主要被最顶尖人群攫取了？他知道在这些“改革”之前，美国已有半个世纪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眼下金融危机倒成了全球范围内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并且去监管化导致了金融部门不断坐大、吸引了本应将职业生涯贡献给生产率更高的活动的年轻才俊吗？他们的金融创新给自己带来了巨富，但却将美国和全球经济推向了毁灭边缘。

　　澳大利亚的公共服务令全世界艳羡。其医疗体系比美国效果更好，而成本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澳大利亚拥有基于收入的教育贷款机制，允许借款人在必要时延长还款年限，如果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也许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重要但低薪的工作，如教育或宗教方面的工作），政府还可以豁免一些债务。

　　澳大利亚与美国可谓对比鲜明。在美国，学生债务目前已超1.2万亿美元（比信用卡债务还要高），成为毕业生和经济的一大负担。美国的机会平等状况在发达国家中垫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前景更多地取决于父母亲的收入和教育，之所以如此，失败的高等教育金融模式难辞其咎。

　　阿伯特的高等教育观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能获得成功。让哈佛、耶鲁和斯坦福名扬世界的并不是价格竞争或逐利。美国顶尖大学都不是营利组织。它们都是非营利组织，或者是公立学校，或者拥有庞大的捐赠（主要来自校友和基金会）。

　　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存在的，但竞争的内涵并不相同。美国顶尖大学竞争的是包容性和多样性，以及更多的政府研究补助。美国不受监管的营利性大学在两方面很在行：一是剥削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向他们收取高额学费，而提供的教学内容毫无价值；二是游说政府给它们不受监管的拨款，继续从事剥削行动。

　　澳大利亚应该为它的成功而骄傲，世界其他国家能够从澳大利亚身上学到很多教益。不能理解美国所发生的事情而又被意识形态所蒙蔽，以至于其领导人向根本不必纠正之处开刀，这将是澳大利亚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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