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盼盼 编辑/孙艳芳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全球失衡一直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外部重要因素而存在，因而当全球失衡的规模下降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也就放缓了。

　　美联储量宽退出的预期，引发了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重动荡，也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脱钩的热烈讨论。然而，脱钩论并非此次危机的产物，也非此次危机所独有。为正确而全面地认识脱钩问题，需要从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用连续的、可比的指标来加以衡量和认识。

　　脱钩的三个阶段

　　我们将脱钩定义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差异：

　　脱钩规模=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加权增速-发达经济体增长加权增速

　　在这里，我们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1990年～2013年的数据。我们先分别选取新兴和发展中市场经济体（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的经济增速和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的经济增速数据（其中，发达经济体包含了35个国家，新兴和发展中市场经济体包含了153个国家/地区），再以各个国家/地区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出各自的加权经济增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两个数据的水平走势（见图1）。

　　从图1的水平走势可以看出，在2000年之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较为趋近，但是并没有显著的协同性；而在2000年之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差距变大，但是在走势上却呈现相当程度的协同性。为了更好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协同幅度，我们将二者相减，得到脱钩幅度（见图2）。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脱钩趋势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99年。在这一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脱钩或者挂钩现象，二者之差的波动相当大。此外，从图1的平行数据中也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在波动上并没有一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包括拉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大型金融危机先后冲击了新兴市场经济体。

　　第二阶段，2000～2008年。这一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间的经济增速差异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趋势性特征，二者之间的差异逐渐拉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相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上升更为迅速，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脱钩特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增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第三个阶段，2009年至今。危机发生之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经济增速上并未脱钩，而是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挂钩趋势。也就是说，以危机作为分界点，在这之前的八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规模可观的脱钩；而这之后的五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处在不断挂钩的过程中。因此，从一个较长时间的视角来看，当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实质上处于一个挂钩的阶段。如果从挂钩的幅度来看，2012年挂钩水平已经与2003年相当。

　　与失衡的内在一致性

　　对于跟踪国际金融形势的人来说，图2中体现的趋势很难让人不联想起全球失衡的走势。图3绘制出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失衡状况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二者之间的走势上，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1999年，发展中经济体在大部分时间呈现较大规模的逆差状态，而发达经济体则基本由国际收支小幅逆差转向收支平衡。尽管在这一阶段，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均为贸易逆差，但是后者的经常账户逆差规模比前者要大。换句话说，就是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双逆差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逆差规模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第二阶段是2000～2008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走势呈现对称性的背离，发达国家出现了相当大的逆差，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顺差：在最高时期，发达经济体的逆差达1.2%，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顺差则达4.9%。这一现象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全球失衡的关注和思考。第三阶段是2008年至今，经济失衡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均呈现显著下降，顺差和逆差的规模均大幅度缩窄。此时的经常账户余额呈现出与之前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形态：发达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已经基本持平，新兴市场经济体则缩窄至1%左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失衡同脱钩在规模和阶段上是完全一致的。然而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从机制上看，脱钩或者挂钩是通过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金融上的连结实现的，而资金流的产生则是以贸易流作为基础的，因此贸易流是连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基本纽带。事实上，以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是新兴市场国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脱钩或者挂钩关系，与贸易流的变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脱钩/挂钩究竟是通过出口，还是通过经常账户来联通的呢？

　　仅仅从出口的视角来看，脱钩/挂钩同贸易的关系并不成立。我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WEO）数据库，可以得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规模的实际增速（见图4）。

　　从图4中不难看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增速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快速上升了；而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并没有显著地改变，甚至还有所下降。因此，出口增速并不能解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脱钩或者挂钩的关系。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取决于其出口导向型政策，出口带来的可贸易品部门的快速增长也因此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仅仅从出口增长看，是无法解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协同性的。相较之下，经常账户余额规模却可以对此做出较好的解释。经常账户余额的简化定义式（不考虑收益项）为：经常账户余额=出口-进口。根据这一公式我们可以推导出出口的等式：出口=经常账户余额+进口。这一等式表明，出口的规模同时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经常账户余额，另一个是进口规模。这就是说，出口上升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常账户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全球失衡规模相挂钩的。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这一水平和与之相对应的发达国家的失衡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个因素则是进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其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需因素。当然随着产业链贸易的发展，为出口而进口的一部分也占了较大的比重，但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这一部分的进口往往可以与出口相互抵消，因而其净影响可以相对忽略。

　　综上，尽管同样都是出口规模上升，但就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挂钩模式也会大不相同。这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全球失衡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单凭出口规模上升这一因素，无法与挂钩或者脱钩相联系，而经常账户失衡的程度却可以更好地与脱钩及挂钩相吻合。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于发达国家，而新兴市场本身并未出现较大危机，然而全球失衡规模却大大缩窄了。这表明，全球失衡的主要来源是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失衡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

　　脱钩论与失衡论

　　笔者认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失衡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脱钩或挂钩的主要决定因素。对此，可依据上述划分的三个阶段做进一步分析。

　　第一阶段，全球失衡的总体规模较小，但是相对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较为严重的逆差，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挂钩关系：二者增长差异波动很大，波动主要来源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一个国家长期处于逆差国的地位，意味着它是一个净债务国，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对外借贷基础上的。如果其经济增长前景较好，这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但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其经济增长虽然较快，但并不稳定，很容易因遭到冲击而导致资本外逃。这时候，经常账户的逆差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剂毒药，进而演化成一场金融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明证了这一点。

　　第二阶段，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规模都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顺差，同发达国家显著脱钩。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远远快于发达国家。2008年危机之后出现的发达国家失衡水平迅速下降充分表明，全球失衡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是一个外生因素，而发达国家的需求则是产生失衡的根本原因，这也在客观上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顺差，尽管在当时对此颇有争议。全球失衡的这一格局，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获得了远快于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顺差的累积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的不同：前一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处于逆差状态，也就是净债务状态；而这一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主要处于顺差状态，也就是净债权状态。这表明，这一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内源融资，而不是外部借贷。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这有助于经济局势的稳定，可避免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因外部融资困难而使经济局势恶化。因此，尽管全球失衡有其内在的不合理因素，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脱钩，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取得了高速增长。然而，由于全球失衡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仍然是外生变量，因而其是不稳定的。之后到来的第三阶段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阶段，全球失衡的水平再度降低，虽然发达国家逆差-新兴市场经济体顺差的格局没有根本逆转，但是失衡的水平下降得非常快。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速出现了显著的挂钩，此前的脱钩幅度迅速下降。这表明，二者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的幅度正在缩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失衡一直是作为一个外部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存在，因而当全球失衡的规模下降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也就放缓了。

　　综上，如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那么我们可以给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全球失衡的规模，第二个维度是新兴市场的顺差或逆差地位。这两个维度存在四种脱钩/挂钩情况，其中三种在近30年里出现了三种程度的脱钩（见表1）。

　　当前，全球失衡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仍然处在去杠杆化的进程中。未来，预计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经常账户赤字规模大幅度扩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也即是说，全球失衡可能将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形下，根据我们上述分析，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存在两种可能的走势：第一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仍能保持相对顺差，那么此时与发达国家的脱钩水平是相对较低的，两者的经济增速将会趋同，也意味着新兴市场要恢复此前的高增长，存在较大难度；第二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再度出现大规模逆差，此时经济增长的波动将会变大，甚至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当前，需要警惕的是后一种情况的出现。事实上，在危机之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经常账户逆差，表现出了相当的脆弱性。对此，需要警惕全球失衡调整矫枉过正，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大幅波动。

　　（本文感谢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及我国发展战略调整研究”〔课题编号：12AZD054〕的资助）

　　 作者单位：社科院世经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