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久
拉斯特维德所著畅销书《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云:经济波动无法消除,因为它如同心跳,是经济肌体的一部分。由此,宏观调控同样逃不开,因为心跳虽然决计不能消除,但防止出现心脏问题却是必需的。
宏观调控争论至今,是否需要调控已鲜有争议,如何调控却莫衷一是。笔者倾向于货币视角,即金融宏观调控。曾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所长的哈勃勒在其关于经济周期的集大成之作《繁荣与萧条》中指出,货币经济自然非调货币不可。实际因素固然重要,但只是冲击因素,相对于冲击而言,传播机制非货币参与不可。
同样是调控货币,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虽然最终指向货币,却通过货币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决定投资,投资决定产量与就业的链条,将货币调控简化为利率机制;并认为当利率陷入流动性陷阱,非通过其他途径启动投资不可(即财政政策)。但是当凯恩斯走向“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最初的分析逻辑就被简化了。其实,更加符合凯恩斯原意的逻辑是:从货币流动性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决定了与投资配套的融资,进而通过调控流动性来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启动经济。
在思想史上,大师的思想通常能以简明语言让公众明白,但总会随着时间推移被简单化。遵循凯恩斯干预经济方式造成通货膨胀,恰恰是由于其后来者违背了凯恩斯理论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凯恩斯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不是对凯恩斯逻辑的否定,而是发展。弗里德曼的思想同样被日益简化为“通货膨胀=货币超发”。弗里德曼假定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所以他理解的货币流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转化成了货币存量与名义收入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稳定的,是故他得出货币数量结论。然而,当下经济运行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不稳定。所以人们经常看到一方面货币存量与流量大增,另一方面物价并不上涨,只是资产价格膨胀。
在市场调控崇拜下,以及由于对弗里德曼仅注重通货膨胀的不满,主流经济学家发展了一个新的规则即泰勒规则,试图以利率间接影响货币流,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表现。但实践表明,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误解。防止流动性失范运行,无法靠利率“一招制敌”,如同市场经济运行不能全盘交付给价格机制一样。除学术探讨外,实际决策层很少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做法,他们关注的变量很多。
市场机制包括利率机制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各种配置资源方式中弊端相对最小的一种。如同其他市场存在失灵一样,信贷配给、资产价格膨胀等情况的存在说明:虽然利率牵一发而动全身,却也有很多失灵之处。利率机制的本质是货币流或利益分配的工具,一是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大池子间分配;二是在实体经济内部分配,如现在扩大投资还是缩减生产,照顾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等等。当利率机制无法做到有效分配即失灵的时候,则需要其他的有效分配方式(如信贷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等)参与调控。
一句话,无论哪种宏观调控方式,无论是市场化机制也好,还是必须有的其他机制也好,若要奏效,根本在于引导好货币流动性。次贷危机于宏观调控而言,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正是引入了流动性概念。
可以把流动性看作宽泛意义上的货币,包括金融体系向社会提供的所有货币流动性,以及金融市场上资产流动性带来的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既重视存量分析,更重视流量分析。流量指出了流动性如水的特点,存量只不过是水流入海。流动性之水用好了滋润经济,用不好危害丛生。近年来,全球包括我国流动性“水患”时有发生。以我国为例:过去,或自外界流入(外储),或因体系内生(贷款),流量极大。如今虽流量趋缓,但巨额货币存量常让一些人担忧。从根子上讲,存量巨大,流量不稳,源于我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短期宏观调控的空间与效力也因此受限。但在体制变化之前并非无可作为。简而言之,应以西药应急——对存量建好“蓄水池”,防范风险,对流量铺好“导流管”,防止失衡,必要时需权衡利弊,防止经济滑出目标区间。更应以中药固本培元——加快改革,最终实现预算民主化、税权法定化,以国富济民富,发挥民间活力和自动稳定器作用,以及推进金融证券化,融资多元化,构建更大池子。
无论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其要害在于信用扩张型货币化,而非一些不涉及信用扩张的证券化。因此,流量关注重点是关系到信用扩张的部分,此部分对调控意义更大,特别是,针对信用无序扩张关键部位的针对性“用药”更关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责任编辑 陈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