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钟   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

　　巴曙松[微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

　　2013年“两会”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关注和思考日益增加，并围绕改革路线进行了设想。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推出的“克强指数”和巴克莱银行推出的“克强经济学”。有趣的是，围绕“克强经济学”的讨论，甚至争议也就此展开。关注“克强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着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和命运。

　　钟伟：感谢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在“两会”之后，英国《经济学人》推出了“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据说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任职期间，喜欢通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这三大指标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趋势。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也有景气指数来预示经济增长趋势。两位认为，“克强指数”对经济运行的预测效果如何？和景气中心的景气指数有什么异同？在中国经济逐步转型的今天，“克强指数”的预测作用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巴曙松：英国《经济学人》推出的“克强指数”包含“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中长期贷款”三大分项，这份杂志自行确定的权重分别为40%、25%和35%。这三个构成指标含义较清晰：工业用电量从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耗角度反映了经济的活跃度，铁路货运量从物流角度反应了经济运行态势，中长期贷款从金融层面反映了投资需求和市场信心。从这三个指数的过往表现来看，与经济运行的同步性较高，对GDP等数据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参照。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可以大致理解为以银行信贷为主要融资渠道，依靠投资拉动的高速工业化过程。

　　但是从未来中长期角度来看，“克强指数”对经济的研判，需要根据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其构成和比重进行调整，才可以保持其较好的解释能力。首先，前述的“克强指数”中的比重依然是一个以经济“数量”为考量标准的指标，而未来经济运行的“质量”将会是更为重要的内容。比如在2009年上海就已经率先提出了“单位土地产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等淡化增长速度的经济发展指标，因此需要对其比重和构成进行相应的调整。

　　其次，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由投资转向消费，工业发展超前，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也将逐渐平衡改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较快提升。这意味着，从投资需求和工业产出出发的发电量和铁路货运量这两大指标将难以全面展现总体经济运转形势；而居民收入、消费者信心等反应消费需求的指标对经济的先导性将逐渐增强。此外，美国某些研究机构将电信企业的业务量(可视作第三产业的物流量)用于判断总体经济的运行态势，作为类似地反映第三产业兴衰的指标，也值得作为编制中国未来经济景气指标的参考。

　　再者，在金融领域，在直接融资占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仅仅观测银行信贷就有了局限性。央行编制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是一个较好的改良，但随着多元化融资的不断发展，其口径还需要继续扩大。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在反映融资活跃度方面，市场利率这种价格指标将会逐渐取代融资的数量指标。比如，欧美研究机构最为关注的是银行间拆借利率、企业债发行利率、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等指标。

　　高辉清： 毫无疑问，“克强指数”的三个指标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实际上，这三个指标分别涉及电网、铁路、银行的具体业绩核算，相关业务部门难以造假。或者说，即使造假，空间也很小，而且容易被查证。“克强指数”计算简单，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我国GDP每季度才发布一次，工业、投资等数据也要每月才发布一次，而“克强指数”每周都能计算，因而能够对经济的运行状况实施更为紧密的监测。

　　“克强指数”需要以下述条件为前提：一是工业和投资在经济中占比较大，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比较大，三是经济保持相对平稳运行状态。由此可见，“克强指数”起源于2007年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并非偶然，当时辽宁省比较符合上述条件。

　　有其利，必有其弊。“克强指数”最大的优点就是快速、简捷地反映经济活跃程度，并在统计数据发布之前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前反映经济变化的趋势。但在以下情况下，它则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局限与不足。一是当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时，景气变化并不一定能敏感地传导至构成“克强指数”的三项指标，使之发生同向变化。二是当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小企业时，由于这些企业在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其经营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和民间融资，因而“贷款发放量”指标就很难准确地反映经济的运营状况。三是当经济周期出现变化时，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会逐渐替代投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而消费增长对电耗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弱，因此即使GDP总体下降幅度较小，耗电量也可能出现较大下降。另外，在经济调整时期，资金流通速度会迅速下降，即使贷款规模保持不变，甚至有时为救市而大幅增长，但经济增长却依然会呈下降趋势。四是当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时，银行贷款的比重会明显下降(据估计，今年整个中国融资中银行贷款可能只占50%)。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银行贷款将越来越难以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状况。

　　可以拿来与“克强指数”相比较的，是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发布的景气指数。后者的功能主要也是两个：一是反映当前经济的活跃度，二是反映未来经济的变化趋势。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目前发布的全国综合性景气指数有两种类型：一是根据统计数据编制的景气指数，主要包括反映一致指数和先行指数；二是根据企业景气调查数据编制的景气指数，其中也包括反映企业当前景气状态的即期企业景气指数和反映企业未来景气预判的预期企业景气指数。

　　前一种经济景气指数方法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理论体系基本趋于成熟，其实践成果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后一种经济景气指数方法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其中越来越为大家熟知的经理人采购指数就是脱胎于这种方法。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逐步转型阶段，克强指数对经济运行的吻合度将相应减弱。与此同时，新一届政府再三强调需要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也在花大力气进行统计体系改革，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编制与发布的两种景气指数理应成为更为可靠的数据基础，从而为社会各界掌握经济动向提供更好的参考。

　　钟伟：李克强总理曾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具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及作为常务副总理的经验。从以往李克强总理的理论阐述和改革实践中，以及其在2013年“两会”记者见面会上的“挤水分、调结构、促转型和简政放权”的表态中，两位能否提炼出其一些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特点？

　　巴曙松：从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的内容来看，关于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路线。第一条改革线路是要厘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李克强总理强调的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是削权，是自我革命，是人民的愿望，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具体政策体现就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第二条改革路线是旨在扩大内需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调的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预算等二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出要“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这将为中低端消费需求的启动提供基础。第三条改革路线是试图从供给端释放经济增长动力的各类经济基本要素改革，包括资源品价格、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利率与汇率制度以及财税体制等。

　　高辉清： 李克强总理履新之时就向外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事实上，一些细心的人已经发现，新一届政府与历届政府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就是对GDP增长幅度要求较低。

　　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两会”记者见面会上的“挤水分、调结构、促转型和简政放权”的表态，让一些人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前三点说的是经济方面的事情，最后一点突然转到政府层面，不知道其中是什么逻辑。然而，在我看来，“挤水分、调结构、促转型” 说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事情，而且更主要的是政府层面的事情，因为经济方面的水分实际上需要靠挤政府业绩中的水分才能剔除，经济方面的“调结构、促转型”，同样也需要靠政府组织结构调整与职能转型才能实现，而政府组织结构调整与职能转型的一个共同抓手就是“简政放权”，因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改革，政府占的份量实际更重。

　　如果非要说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改革有什么新特点的话，那就是经济改革不再局限于经济层面，不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推动政府改革入手，调整相关的制度与机制，从而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

　　钟伟：在“克强指数”之后，巴克莱银行推出了“克强经济学”。其中有关经济改革的一些关键词大概可以归结为“无刺激、去杠杆、调结构”。巴克莱预计，“克强经济学”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临时硬着陆”，即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显著下降，但经历短痛之后，中国经济应能在未来10年内保持6%～8%的增速。这导致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赞同者称，中国需要果断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怀疑者称，“克强经济学”并非由李克强总理提出，而是外界的愿景；批评者称，这样的设想本质上就是休克疗法。两位对“克强经济学”有什么评价？它和李克强总理以往表现的执政风格接近吗？

　　高辉清：“克强经济学”不是一种经济学理论，而是指“李克强发展经济的总体政策思路”。李克强上任总理以来，受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长期问题，包括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自然要素价格持续上升、潜在GDP增速下降等4大问题；二是短中期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产能过剩、民间资本启而不动、中央与地方博弈等六大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然成为新一届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换句话说，“克强经济学”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在解决中短期问题：一是建立长效机制，防范房地产、金融和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加速推进政府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为市场内生力量的成长腾出更多空间；三是推动财税改革，并逐步顺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新一届政府强力推动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在一定水平(增长率的下限)之上，而失业率则必须保持在一定水平(失业率的上限)之下。

　　正因为如此，关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会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的说法不可理喻，因为一旦经济增长率接近了“增长的下限”，政府就会出台一些“微刺激”政策，以保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

　　巴曙松：英国巴克莱银行对“克强经济学”的解释为“无刺激、去杠杆、调结构”，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角度的体现，相对来说有失偏颇。目前看，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目标区间和政策组合已日渐清晰，可以概括为“兼顾总量、结构和改革的最大公约数的一揽子周期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当前的宏观政策形成了以失业率为下限、通胀率为上限、规划目标为底限的增长目标区间，以此引导全社会合理预期的形成。其中7.5%下限对应着失业率水平，3.5%左右的通胀上限是综合考虑翘尾因素和价格改革的结果，7%的底限则是按照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确定的。围绕着上述增长目标区间，宏观政策框架强调的是预调微调，及时灵活地应对经济运行可能处于的不同区间，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当经济增速下滑接近底线时，宏观调控要侧重稳增长，“轻踩油门”而非短期货币放水刺激。备选的政策工具有：简政放权，加快铁路投资等已规划项目建设的落地；加快棚户区改造和节能环保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西部投资，接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稳定人民币汇率，促进外需平稳增长。当经济增速维持在合理区间时，则为结构调整和加快改革提供了时间窗口，要更加强调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来培育经济自主内生性增长。主要的政策工具有：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快信息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加大扶持中小微企业；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和环境价格改革等。当经济增速接近上限时，通胀因素在决策考量中要提升权重，相关资源品的价格改革则可能放缓进程。

　　在上述政策组合的框架下，决策层会优先选择既能稳增长，又能促进转型升级的改革措施作为突破。例如，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银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推动通信、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等，无疑均是三者兼具的重要选项。

　　钟伟：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和挑战在不断复杂化，而至今为止，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的思路。今年下半年也以棚户区改造、扶持小微企业和稳定外贸形势为重点进行宏观调控。二位对2020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有怎样的预期？又有怎样的政策建议？

　　高辉清：2020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会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长呈现逐波下行态势。原因之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已无法避免，并可能拉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2012年，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减少了 345 万至 93727 万。这一趋势在2020年不太可能逆转。原因之二是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将逐渐削弱甚至消失。在考虑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如果考虑航运成本及诸如隐藏成本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变得更微小。而东盟、印度、墨西哥则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将保持6%～8%的水平，在世界依然属于较快增长水平。最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人口红利消失速度会逐步减慢，即使到了2020年，我国依然拥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而且其素质会相对更高；二是在中国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2020年之前其他国家还很难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三是政府的改革将不断释放出新的红利。

　　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在2020年之前能够发展得相对更好，我的建议有两个：一是将已经启动的重大改革进行到底，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政府体制与职能改革；二是以大的勇气与新的智慧启动一些新的改革，比如人口计划政策、教育科研体制改革等。

　　巴曙松：当前中国经济减速具有自然减速和周期减速的双重特征。其中的周期因素是在去年四季度之前带动经济下滑更为主导的因素。但站在当前的时点展望，周期性的经济回落已经接近尾声，而且在系列改革重新启动之后，经济结构还会逐步趋向新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应该是在速度、质量和效益之间的的平衡点，将打破过去近30年的“速度－效益型”经济增长模式。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水平将会下移，预计将从过去10%的增速回落到“七上八下”的区间内，但是经济增长效益将会提升。

　　政策层面，在接下来这一个十年中，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几个难以回避的结构性转变的挑战。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到中速增长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防止突发的“失速下滑”风险，保持转换的平稳。二是从中等收入向中高水平收入的转变，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从区域与空间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的转变，要防止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

　　钟伟：两位的精彩论述可以让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克强指数”和当时辽宁省的经济运行是吻合的，但随着服务业、融资多样化、增长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型等因素，“克强指数”可能也需要逐步改善；二是“克强经济学”需要兼顾多重约束、达到多重均衡，需要谨慎、灵活地进行区间管理，并以释放改革红利为最大的增长推动力；三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经济周期下行的因素将逐步弱化，经济增长应能稳定在6%～8%的合理水平，结构转型和增长效益会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