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半年等待及徘徊的深圳前海人民币跨境贷款试点1月28日终于开闸，意味着前海区域货币创新改革进入实施阶段。下一步，外资股权基金、股权投资母基金、要素交易平台等多项金融创新“大戏”将在前海这个“试验田”陆续上演。临近香港的深圳前海正试图以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打破传统金融市场系统的桎梏。

　　温州民间资本运营、丽水农村金改、海西两岸金融合作平台……各有特色的区域金融改革正在各地如火如荼推进。地方金融创新试点的模式能否走向全国，进而推动金融市场整体改革？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金融机构人士认为，金融市场改革需要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在改革进程中应注意金融市场分散化和集中化发展的平衡，以及国家、地方、草根金融发展和创新的衔接和互动等问题。

　　□本报记者 张莉

　　跨境贷试水 “前海试验”多维展开

　　在1月28日举行首批跨境贷的签约现场，20亿金额的签约竟云集了多位银行“大腕”。前海人民币跨境贷款试点首批跨境贷共涉及26个贷款项目，对应15家在前海注册的企业，出人意料的是有15家香港银行加盟。

　　多家外资银行高层兴奋地讨论着前海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及未来蓝图。一位来自香港金融机构融资部的参会人士感慨，香港银行界对前海人民币跨境人民币贷款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意味着香港金融界对前海金融开放与发展寄予厚望。

　　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最初源自香港人民币市场发展的现实需要。随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在港银行沉淀了大量的人民币资金。尽管目前境外直接投资(FDI)以及小额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两类渠道能够让这批资金部分回流到内地，但由于回流机制缺乏、流动性的不足限制着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与人民币走出去。在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看来，随着回流渠道的逐步拓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活跃度将会明显增加。

　　“目前允许前海向香港银行进行跨境贷款只是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的第一步，前海金融开放的下一个动作应是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试点的‘落地’。”中国社科院政经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刘东民曾参与制订前海金融产业专项规划，在他看来，按照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机制设计，一方面是通过跨境贷业务创新人民币回流渠道；另一方面，扩大人民币回流规模是拓宽回流渠道的重要内容。“这个创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但难度更大，如果通过在前海运营的企业贷款业务能够做到监管有效，势必会进行推广，也算金融改革的一个阶段完成了。”刘东民说。

　　实际上，除了人民币回流机制通道的建设之外，前海未来金融创新政策将逐步“落地”。按照前海今年计划，前海股权投资母基金、外资股权投资基金等先行先试政策的细化规则将逐步出台。同时，前海前期方案设计将开设允许境内居民直接投资港股市场的专项QDII试点，有消息称前海管理部门正向监管层提交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的申请及方案。

　　“前海试验区主要不是为深圳或者为国家增加多少GDP；而是要创造标准，创造引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说。从国务院给予的22条批文来看，前海金融创新改革的定位是将前海建设成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无论是跨境人民币贷款、还是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者允许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进入前海，探索在资本结汇、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新模式，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最终是形成一套能够标准化示范推广的“前海模式”。

　　目前，作为金融创新试点的前海平台已被各方视为争取政策红利和境外金融资源的“要地”。以弘毅资本为例，他们希望通过与前海管理局合作共同建设股权投资中心，募集海外的优质资金，在前海打造全球私募股权投资中心。而深圳本土香江、中科创等金融控股集团也开始加速进驻前海，未来或设立保险、小额贷款、担保、资产管理、私募股权等分支机构，在前海平台形成庞大的金融产业圈。

　　“前海地区实际上是一个同城化概念，需要借助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融合两种经济体系，进而形成深港两地共有的区域金融中心。”前海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宋敏说。不少熟悉金融市场改革的业内专家分析，前海除了能成为香港人民币资金回流通道，活跃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广，将衍生出市场化利率的形成，有助于国内金融改革迈向实质性发展。

　　模式“雾里花” 多项制度藩篱待破

　　尽管业界对金融创新的“前海模式”充满期待，但面对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经济改革使命，前海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如何在资本管制与金融开放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实现香港与内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前海金融改革进程中需要破解的难题。

　　以跨境人民币贷款为例，在试点正式启动之前，央行及外管局担忧企业获批拿到香港银行贷款后转贷从中赚取息差，扰乱内地信贷市场。“在实践操作中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口子不能开得太大，现在还不能保证整个金融体系适应一个开放的环境；二是防止这种局部试点的过程产生严重的套利，这与整个设计前海制度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刘东民分析说。

　　在实践操作中，跨境人民币贷款利率自定规则引起了多方猜测。多家签约跨境贷项目的香港银行代表均表示会视项目商定利率但并不方便透露，且会对前海贷款采取审慎的风险评估，贷款额度方面不会放得太松。

　　另一方面，如何将香港的制度基因植入内地金融市场，实现不同商业模式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这个区域金融创新的开放度与容忍度。“整体来说，港深之间的配合可以更密切一些，比如在政策制定、深港合作等方面。不过，将香港经验全部移植过来，可操作性不大，这实际上需要制度层面的创新。”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助理总研究主任方舟表示。

　　对于许多熟悉深圳历史的人而言，这个曾经引领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一直以来有着外溢式发展的传统思路。当年以制造业为主导的“蛇口模式”正是通过打破传统体制障碍，吸引外资等企业入驻，使深圳得以先于其他城市高速经济增长。相比当年的“蛇口模式”，前海同样希望通过国家级战略的“绿灯”打造出一个体制创新的“试管”。在这个“试管”中，跨境贷款、人民币债券、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要素交易平台等触及现有资本管制之墙的金融要素均被容纳其中，而直接参与者是香港和深圳双方。

　　目前来看，被赋予计划单列市级别的前海区域已被允许引进香港的贸易法规、规划制度以及商业管理方法，前海深港联营律师事务所、前海专家委员会等机构先后设立，前海E站通服务体系建设方案也直接参考“香港效率”，简化前海项目行政审批流程，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举措保证了前海金融改革有序进行。

　　不过，在“复制”香港的过程中，前海改革的推进也并非一帆风顺。参与前海制度设计的有关人士坦言，涉及体制机制的创新在实践层面上仍有操作的难度。例如，在借鉴香港方面，由于内地整体制度环境难与香港接轨，前海在拟定合作区条例时并未将具有香港标志概念的法律条文引入其中。前海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中银国际副执行总裁谢涌海也提出在前海顶层设计上考虑设立超级金管局，将银行、证券以及保险机构的监管均纳入同一部门，进而实现混业经营和监管的跨界运作。但由于涉及过多部门协调，该方案最终被否决。

　　此外，基于多部门协调运行的前海管理机制需要加快政策“落地”速度。据专家分析，一批涉及前海企业运行、金融机构入驻管理、审核标准以及业务操作流程等具体细则政策仍未落地，使不少企业或金融机构对前海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前海未来能否真正引领金融改革开放，目前仍是未知数。

　　防套利风险 从区域到全国路有多长

　　“不同地区金融改革试点部分是带有全局性的，部分是带有区域性和专题性的，区域金改试点发挥合力才能共同探索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前海模式如果成功，无疑将为形成全国各地适用的游戏规则提供经验。”在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看来，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前海金融改革是具备全局意义的。

　　纵观金融改革的发展历史，我国金融市场系统的改革早已从管制型体制的突破转移到市场化制度的建设。以1993年为界，此前金融改革集中在突破高度垄断的金融机构体系，此后则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系统为主，往往遵循从顶层设计到金融监管的路径。如今随着现代金融市场多元化复杂化发展，金融改革更倾向于解决来自于民间金融资源配置以及市场化金融秩序建设的技术性操作，自下而上的试点推广模式则成为本轮金融改革的主流，这也催生了全国各地的金融改革方案。

　　不难发现，金融改革正在进入快速推进的阶段。仅从2012年来看，3月份，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由此拉开了全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序幕；4月12日，深圳出台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意见稿，支持前海大力发展股权交易中心、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天津滨海新区则出台了包括金融创新的18项举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金融改革与创新也在快速推进。

　　杨涛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国家层面的政策突破直接相关，如果贸然做大动作的改革将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而温州金改侧重解决民间资本、小企业融资等“草根金融”的困境，至于南沙、泉州等其他城市区域金改的核心是集聚金融资源，服务于当地经济增长和财税。与上述城市相比，起步于跨境人民币货币试验的金融创新方案，最终指向的目标是金融市场的真正开放。

　　不过，在金融试点推向全国的过程中，基于不完全金融市场开放和传统资本管制的现实背景，诸如前海等试点模式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系统风险，使区域金融创新难免遭遇“发展过快、违背改革秩序”的质疑。对此，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强调，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并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循序渐进、协调推进的关系。在他看来，金融改革“先内后外”的改革次序只是一种理想化设计，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内外协调推进并相互促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指出，未来金融战略的取向，必须也只能是在一个历史过渡时期内，国内金融加快“充分的市场化”，涉外金融包括汇率、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内容应追求“有限的全球化”。同时，不管是国内的改革措施还是对外的开放措施，无论何时采取、采取力度有多大，都必须始终警惕是否有利于构筑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网。

　　陆磊表示，只有保证民间草根等多元化金融主体参与、防止套利风险的预案安排以及设置宏观金融安全网这三方面，才能做到从试点推向全国，实现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推动整体金融市场改革。“如果这三者都考虑周全，金融市场完全放开都没有问题，改革完全可以遵循试点、总结经验、推广、放开的路径来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