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乔加伟 上海报道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截至12日27日，共计11家未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突击发行了次级债以补充资本金，其中9家城商行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了今年迄今为止的不良数据，除了东莞银行不良率略降外，其他8家城商行不良贷款全部双升，涉及地区包括福建、贵州、浙江、山东、上海等省市。

　　其中，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增幅最大，整体不良率从2011年末的0.99%蹿升至2012年6月的1.72%；关注类贷款更是由2011年末的2.29%，大幅升至今年6月末的4.91%。

　　平台贷和开发贷一直是城商行的贷款“重仓”区。以上海银行和贵阳银行为例，截至2012年6月末，上海银行融资平台贷款560亿元，占该行全部贷款比例高达16.18%；2011年底，贵阳银行的平台贷更占到总贷款的21%。但平台贷风险恐还未充分暴露。

　　“银行资产质量风险全面爆发，也就是银行最困难的时间应该是2013、2014年。”东部某省份银监局监管专家表示。

　　不过他认为，上述预测中的风险暴露时间点也和宏观政策大环境关系密切。如果货币政策大幅宽松，银行风险暴露的就更晚一点。如果银根收紧，很多不良很快会暴露出来。

　　广西曲靖市商业银行：不良率飙升至2.29%

　　上述9家银行中，5家城商行位于东部地区，其中温州银行不良率反弹最大，2012年6月末，不良率已经由2011年末的0.99%攀升至1.72%。

　　日照银行不良上升幅度也较大，其2011年末不良率为0.64%，2012年9月末已经飙升为0.96%，不良贷款更是增加超过50%。此外，上海银行不良率由2011年末0.98%上升至2012年9月末的1%；泉州银行不良率由2011年末的0.74%上升为2012年6月末的0.75%。 

　　江浙为代表的东部地区，是今年不良贷款集聚地，以江苏为例，记者获取的数据显示，8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531亿元，较6月末增加29亿元，不良贷款余额自二季度以来呈现持续性反弹态势。

　　中西部地区城商行不良贷款双升也很普遍。

　　上述9家银行中，中部地区的华融湘江银行，2010年10月份由湖南当地多家城商行合并改制而成，此前已经对不良贷款进行了清理。

　　2011年末该行不良贷款基本维持为零，不良率为0.01%，但2012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升至0.09%。

　　另外3家西部地区的银行均出现不良双升，其中，广西曲靖市商业银行不良上升最快，2011年末该行不良率为1.84%，2012年9月末已经飙升至2.29%。

　　此外，贵阳银行、重庆三峡银行不良率分别由2011年末的0.73%、0.33%上升至2012年9月末的0.82%、0.34%。

　　不良贷款上升带来的拨备增加，已经在大幅侵蚀城商行的利润。以温州银行为例，12月12日该行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温州银行净利润仅为1.12亿元，而去年全年该行的净利润为6.45亿元，下降幅度惊人。

　　基层平台贷风险之辩

　　不过，在上述银监局负责人看来，城商行的不良暴露还不完全，主要表现在开发贷和平台贷上，“对于开发贷款，和一般企业不一样的是，房产开发公司如果经营不下去，房产变卖很方便，比如浙江绿城打包卖掉项目回笼资金。房地产企业不会像光伏等行业，企业资金紧张后，产品都很难卖出去。”

　　事实上，记者发现，融资平台贷款占比较大的城商行中，尽管不少平台贷现金流覆盖和抵、质押情况都很差，不良率却仍然为零。

　　以贵阳银行为例，2011年末，该行融资平台贷款余额80亿元，涉及平台公司60户，占全部贷款的21%，规模占比很大。与此同时，贵阳银行12月27日发行次级债时的评级报告披露，2011年末，该行半覆盖、无覆盖的平台贷款合计高达53%，现金流覆盖情况很差，而抵押和质押贷款合计才占25%。但截至目前，该行80亿元平台贷款尚无一笔不良。

　　江苏发改委一位人士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去年银行不敢放贷政府平台后，江苏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集资，这类借款通常会被优先偿还，进而侵蚀了平台公司的偿债能力。

　　据他透露，苏北一国家贫困县，除了向政府员工集资以外，还向当地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借钱垫付工程款，吸收农民资金的成本在6厘多(年息7%)。而根据规定，资金互助社吸收社员存款，只能用于向社员(主要为农民)贷款。

　　“去年四季度是融资平台最紧张的一段时间，政府试图通过各种融资发债，把贷款还上，然后再贷款。”上述监管专家称，有一些银行负责人认为债券、信托等已经进入融资平台并开始为资金“托盘”，贷款的风险相应变小了。但这位监管专家对此持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