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心愉

　　“水落石出。”宁波市金融办副主任王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用这四个字来形容经济低速发展周期中，辖区内各银行机构逐渐展露的优势或暴露的问题。

　　事实上，在全省6月末银行业不良率已经跳升至1.34%的大环境下，宁波银行业仅1.18%的不良率数据已经使其领跑同类城市，而这和当地政府的及时政策救局、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前瞻布局和辖区内大部分银行的风控有素息息相关。

　　不过，肯定成绩之余，本报从宁波银监局了解到，银行业风险管理仍面临暗流涌动的局面。对于下半年工作部署，宁波银监局局长凌敢强调银行要加强信用风险的前瞻性管理，健全对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运行动态的风险预警。

　　具体到经营和操作层面，银行怎样才能做到风险前瞻？那些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仍能保持较低不良率的银行经验何在？而不良率急剧跳升的银行，又出了哪些风控问题？

　　浦发出招“风控前移”

　　浦发宁波分行高层称，截至7月末，区域内本外币不良资产余额为1.81亿元，不良率仅0.32%；其关注类贷款余额亦仅约5000万元；以不良贷款暴露周期3年计，在入甬经营超过3年的银行机构中，浦发宁波的不良率为区域内最低。

　　以对公业务见长的浦发银行，在宁波闯出了一条授信中小企业的特色风控之路。这家管理着全辖(含台州)255.22亿元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以3278户授信客户数位列总行系统第二的分行向本报透露，其秘诀在于“风控前移”。

　　银行在贷审权上收或下放的决策中始终存在两难。过度放权会导致支行空间过大，难以形成对支行行长级别中层干部的约束机制；而在以往经验中，一旦风险上升，很多银行又会匆忙上收贷审权，银行的垂直管理半径过长往往导致分行摸不清支行状况，延误授信效率。

　　在此两难下，浦发宁波在总行的分类指导下创造了“放权限加制约”的办法。该行宁波分行主管风控的副行长顾惠明告诉本报，为匹配中小企业需要的授信额度和对放款及时的需求，下属支行最高的贷审权限达5000万元；但为了制约支行层面的权限，分行在支行特设了“委派风险科长”和“尽职调查岗”，将分行“耳目”安插到一线，缩短管理半径，完成“风控前移”。

　　“委派风险科长”受分行管理，每个支行安插一名。顾惠明坦言，“位子决定脑子”，因此该岗位隶属分行编制，即其工资、奖金、职务晋升等全部由分行决定，与支行无关。但在审批权上，这一岗位和支行行长各享1/2权限，形成“双签”格局，牵制“求业绩”思路的支行行为。

　　相对“委派风险科长”主要起到牵制支行行长权限的作用，每个支行均设1～3名的“尽职调查岗”则可以为基层信贷业务把好“真实”关。顾惠明介绍，这一岗位负责贷前调查贷后检查，其虽属支行编制，但薪酬不与营销业绩挂钩，与贷款风险相关联，主要考核工作质量。

　　根据权责利相结合原则，浦发宁波还设置了一套“追惩机制”，以不良贷款额的1%作为扣罚基准，加大银行贷款主营销人员的失职成本。

　　“1%仅是基准，可以上下浮动，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顾惠明介绍，分行将不良资产责任类型划分为主客观6个等级，对存在较明显的主观原因的，如较大风险遗漏，可在1%的基准上加乘110%~150%，而因客观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坏账，则可对营销人员免于扣罚。

　　对于这种银行内部“排雷”机制，甬银监局也有相关要求。凌敢表示，银行应加强案件风险防控，按照“零容忍”原则着力提高内部防控能力，将员工参与违规融资列为防控工作重点，加强员工异常行为排查，特别是支行负责人的排查。对票据案等公安已发现案件，凌敢要求银行主动与经侦部门联系，通过“逆向追溯”方式加强案件隐患排查。

　　过度授信滋生“不良”

　　经济下行通道中，银行风控的分化也逐渐明显。本报从宁波监管部门某人士处获悉，个别进入宁波年份不长的外地城商行，近期坏账暴露集中，其中客观原因是这些银行由于进入较晚，优质市场已被占领，业务开拓难度大，因此不得不承接一些风险相对较高的信贷业务；而另一方面，在货币宽松期间过度授信也是部分银行贷款出现风险的主因。

　　事实上，不只宁波的银行业，在各地银行本轮不良普遍“双升”之下，过度授信和追求短期利益都是银行需要反思的问题。本报此前获悉，浙江银监局局长韩沂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批评道，历年来，浙江作为全国银行业信贷投放和利润来源的重点区域，在追求规模扩张和高回报的驱动下，银行信贷投放已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求。

　　他表示，宏观上，省内信贷增长已经与省GDP增速不匹配；微观上，企业负债率高企。在企业偏离主业、盲目投资，甚至脱离实体经济，借助信贷杠杆参与炒房和民间借贷的过程中，银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银行固然需要对此反思，有浙江某银行分行高层此前对本报提及一种观点称，银行其实是货币发放的一个出口，当整个国家货币供应过量，银行不可能截流不贷，而在银行风控和收益考核的推手下，信贷被扎堆集中投向某些行业也就不足为奇。

　　除了过度授信，韩沂并称，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在现有银行体制和银行同质化竞争环境下只能将抵质押担保作为控制风险的主要手段，以及应对和处置风险时草木皆兵，对生产经营和现金流正常的企业也开始采取抽贷和压贷行为，都是本轮不良快速上升的诱因。

　　平台贷、房地产是防控重点

　　除了关注外向型经济受困对当地企业造成的打击和银行贷款风险外，从宁波银监局下半年工作重点来看，当地银行近期信贷防控重点仍落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类贷款上。

　　银监局要求，辖内银行要科学审慎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认识平台贷款风险化解的长期性，防止平台贷款风险进一步扩大，同时防止一刀切。对于政府平台贷，银行目标是“逐步化解”，具体做法是对平台贷风险跟踪监测、做实贷款台账管理、跟踪平台现金流覆盖程度和项目建设进度、做实贷款偿还资金来源。

　　而对于房地产类贷款风险防范，银监局要求银行“严格实施差别化房贷政策，坚定不移地巩固调控成果”。银行一方面要强化房地产贷款风险防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房地产信托风险的管理。

　　此外，银监局还要求银行加强信用风险的前瞻性管理，建立健全对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运行动态的风险预警系统，提高贷款五级分类准确性，细化关注类贷款的具体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据业内统计，在近阶段地方调控政策和行业景气状况的“合力”推动下，宁波银行业贷款行业的集中度处于高位并仍呈现上升趋势，行业投向趋同现象明显。业内观点认为，“热门”行业对银行业体系的系统性影响正在上升。